鄭中信：尊嚴死的立法，是否會影響社會價值，讓死亡成為慣例或規定？

尊嚴死的立法，是否會影響社會價值，讓死亡成為慣例或規定？

（鄭中信/撰文）

（閱讀分享會筆記/2020.02.08兒玉真美《死亡自決權》NO.1）

在什麼樣的條件或是情境之下，我們會開始思考自身的死亡？乃至於思考死亡的方式？面對自我的死亡，我們是否擁有介入的權力，讓生命提早結束？對於自我生命終結的決斷，需要法律支撐嗎？在沒有法律支持的前提下，會有什麼樣的問題？在法律介入之後，又要面臨什麼樣的挑戰？當死亡自決、協助死亡被法律所認可，我們是否可以在體制的運轉機制下，依然可以擁有自由意志，選擇死亡或是生存？

在探討死亡自決權的氛圍中，我們有沒有可能跳脫選擇或不選擇的思維，重新理解那個逼迫我們思考死亡的「條件」或「情境」？如果那個條件或情境獲得改善，能否改變思維的軌跡？或是減輕選擇的壓力？可以讓自身（以及親屬、醫療系統、國家法律）有更多的時間思考死亡。

兒玉真美《死亡自決權》這本書，分成三大部份，分別是「關於死亡自決權的討論」、「「無效醫療」論死亡自決權」、「不平等對待與人類尊嚴」。在第一部份的開頭，描寫出日本尊嚴死的討論出現矛盾的邏輯，贊成尊嚴死的輿論，卻反對尊嚴死立法。其中，最大的顧慮是「制訂尊嚴死的法律，表示尊嚴死不再是個人的問題，會帶給社會的價值觀與態度巨大的影響，進而規定眾人的價值觀與態度」（P40, 94）。

舉例來說，在醫療資源有限的狀況下，一旦遇到資源重新分配，重度身體（包含心理）機能障礙，需要仰賴各類為生系統，藉以維繫生命的人群，有可能被視為尊嚴死的對象。縱使自身依然保有求生的意志，也會因此被迫選擇死亡。讓原本出自於個人意志的尊嚴死，變成被價值觀、態度、制度決定，個人不再具有選擇的權力。有一部份身障團體，即是害怕這樣的趨勢，因此抱持反對立法的意見。

另外的顧慮是，在立法的機制下，醫療態度會不會因此出現心靈的滑坡現象，把「重度障礙」視為「疾病末期」（P89），不再對重症病患、高齡失智病患、精神病患，採取積極治療。以致於讓可以擁有較好生活品質的病人，因此失去原有的醫療資源，在不舒適的狀態下，面對生命末期。看似尊嚴的走向死亡，實際卻是走得極不安穩。

此外，照護者是否也可以以法律為靠山，基於利益良善的慈悲與關愛，在沒有經過病患同意，或是違背病患意願的狀況下，以停止醫療資源，或是提供藥物的方式協助殺人，結束病患的生命。

兒玉真美認為，尊嚴死不斷被提出討論，來自於被照護需求，以及照護資源，持續遭遇現實衝突，以致於被照護者（或是照護者），開始思考死亡，藉以結束生存的負擔。如果，國家社會具有完備的「社福支援」系統，是否便可以減低經濟負擔，提供更多的思考時間與空間，看待生命的進程，而不陷入死亡或是不死亡（存活）的抉擇中。

以個人觀察，臺灣的醫療系統，被賦予的拯救生命的普世價值，面對著死與活（生命結束、不結束）的考驗，很難有餘力去思考生存品質，病患（或是家屬）情感或需求的問題。以致於寧可進行無效醫療，也要貫徹醫療責任，延長病患的生命。姑且不討論醫療資源的效度問題，病患或家屬是否可以選擇存活的品質，拒絕無效醫療？醫療系統是否可以配合病患或是家屬的意願？是更加普遍（或務實），人人都可能遇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