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中信：關於家庭關係的裂痕：談《我們與惡的距離》〈裂痕〉

關於家庭關係的裂痕：

談《我們與惡的距離》〈裂痕〉
（鄭中信/撰文）

（刊登於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十七期「盡頭」(2019/07/20, No.17)）

什麼是裂痕？它出現的條件是什麼？會在什麼樣的時刻，以什麼樣的形式，出現在什麼樣的地方？我們該如何看待裂痕？它是否有修補的可能？又該如何修補？

閱讀《我們與惡的距離》總許多與切身有關議題，可以細細的討論。在第三單元〈裂痕〉中，描述每個家庭，因為成員的遭遇而出現傷口。例如：新銳導演應思聰，在精神壓力下，出現妄想，擅自侵入幼兒園拍攝前導片，造成家屬恐慌；懷疑被姊姊（應思悅）、房客（李大芝）告密，而被警察監視，甚至持刀威脅，最終診斷出思覺失調症（舊稱精神分裂症）。應思聰本身，需要面對的是，如何接受病症的降臨，面對藥物治療之後身體靈活度，以及思考反應的下降，乃至於重新找回生存的自信心。而應思聰的家人，如何接受無法痊癒的病症，選擇與病患相處的方式，如何處理相應而來的醫療花費。如何面對他人的眼光，乃至於調適他人的不接受，影響到婚姻關係。精神疾病的發生，以及不可預期的身體疾病、殘缺、失功能種類很多，光是在高齡化社會下，高齡者因為身體老化，記憶日益減退，器官機能衰減，生活越來越無法自理的問題，便足以讓家庭成員陷入膠著，出現人際關係的裂痕。

對於工作的過度專注，造成對於家庭的疏忽，因而無法有效溝通，也會促成裂痕的出現。例如：律師王赦一心一意維護人權，當女兒被青年導演（應思聰）所挾持，拍攝電影，爾後被警察所攻堅、逮補，女兒得以安全返回。懷孕的妻子（丁美媚）抱著女兒，期望丈夫王赦的守護，一起回家。王赦的焦點卻是被逮補的對象，試圖提醒警察，註記犯人的狀況。受驚嚇的家人，無法適時安撫，相對於丈夫對於罪犯的關心，形成巨大的差異。另外，丁美媚基於校園安全，基於對家人的關心，意圖讓女兒轉學的想法，未能獲得認同，乃至於離家出走，搬到娘家暫居，更進一步促成夫妻之間的緊張關係。避免對伴侶狀況的疏忽，不也是我們需要再三提醒的事嗎？

我們會如何看家人的意外，會以斥責的態度，責備家人的不小心，還是會關心家人身心的狀態。姑且不談劇情中的男孩（劉天彥），在電影院看電影時，因為隨機殺人犯（李曉明）槍擊死亡。如果作為電視媒體總裁的母親（宋喬安），因為接聽工作電話而離開兒子，又因為想要讓自己獲得暫時的喘息，暫時於電影院外喝杯咖啡，並未立刻返回。當兒子想要找尋母親，在戲院裡跌倒、受傷，母親會有什麼樣的心情？除了擔心孩子的傷勢，對於自身的責難之外，恐怕也會擔心不在場的家人，會用何種心態看待意外的發生。在害怕責難的焦慮中，家庭關係的疏離，成為另種壓力的來源。可否試著提問，當家人發生了某些疏失，我們是否可以給予絕對的信任，與家人共同面對意外的發生？此外，過度自責中的家庭成員，是否忘卻了生活的未來性，連帶使得家人隨之一同喪失了未來？

至於犯罪者（李曉明）的家庭成員，因為家人的犯罪，對自身的信心、彼此的關係產生了懷疑。另外，也因為輿論壓力，民眾以公審、連坐的形式，成為陪葬，更加劇了情緒的糾結。劇情中母親為了讓女兒（李曉文）逃離人間煉獄，刻意斷絕聯繫，成為父母健在的孤兒，形成了另種關係的斷裂。姑且不談犯罪的形式是否致人於死，當家人的犯錯涉及法律制裁，諸如吸毒、偷竊、詐欺、重婚、肇事逃逸……等等罪行時，我們會用什麼樣的態度看待？又會與何種方式，與當事人、其他家庭成員、親屬、朋友談論？當犯罪者是他人的家庭，我們又會以何種態度，看待犯罪者的家人？

當我們以旁觀者的角度，觀看《我們與惡的距離》單元劇，批評社會亂象的同時，或許也可以稍微在入戲與不入戲之間，思考自己會如何面對類似的問題。（未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