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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中信:黑畫面算不算影片?:談鍾孟宏〈11'9'01〉(9/7)


做為視覺影像的符號評點方式,文字的概念將重新被理解。圖像成為獨立的語言文字,具有特殊的語義邏輯,傳統語言文字中,以文字評點文本的脈絡,將轉換成以圖像操作圖像的影像系統。影像符號的評點形式,脫離文字的書寫概念,採取類似於「圈點符號」的形式,以記號的樣貌進入文本。讀者透過再詮釋的意圖,在閱讀的文本中,加入各種影像符碼,讓原有的畫面夾雜諸多相當於標線、圈點、圖像,為文本創造更多的符號內容,成為第二序的作者。註記的出現,因此干擾第二序讀者的閱讀,進而引起外加記號的關注,讓記號與文本之間出現更多的臆測,延伸出不同的意義解讀,或者促成更多的記號堆疊,形成第三序的閱讀文本。

除了影像註記之外,聲音是另一種的評論的方式。聲音可以在不破壞文本原有畫面的狀態下,以聽覺感官系統的姿態,進入到視覺的脈絡,形成評論的意識。讀者得以使用協調的旋律、違和的節奏、自然界音律、口語的使用等等,以聲音符號的形式,進行影像文本的註記。這類影像(視覺)、聲音(聽覺)分部的感官操作,讓讀者擁有獨立的敘事空間,紀錄個人的閱讀經驗,與作者、文本進行對話,成為文本的部份。同樣的,聲音的加入即是讀者再創造的結果,讀者轉換成為作者的身份,形塑新的文本面貌。將視覺閱讀的感官干擾,影響第二序讀者的閱讀。聲音可以在不同音軌的運作下,造成聽覺的堆疊,形成第三序的閱讀文本,遞增品評的序列。

鍾孟宏不論是聲音或影像,都採用極端的手法,為2001年,美國911雙子星遭受恐怖攻擊的歷史檔案進行評論。當時雙子星大樓遭受客機衝撞之後,客機油箱的接連燃燒,導致大樓鋼骨的溶解,進而逐漸崩塌。大樓中有大量的人群,因為無法忍受高溫的煎熬,逐一朝向大樓外側跳出,以自殺的形式,逃離足以溶解金屬的溫度。當時的新聞媒體,都拍攝到跳樓的特寫,也進行了事件的播報,但特寫畫面,以及觀者、記者驚恐的嘶吼,全部沒有於公開的媒體播放,成為堆放於資料庫的歷史檔案。鍾孟宏11’9’’01 (Alejandro)以全然黑色的畫面,遮蔽了特寫鏡頭,利用看不見的黑暗意象,顯示了觀眾與記者所見的畫面。也對不公開的新聞態度,進行政治介入的檔案評述。

這樣的操作,同時也讓第二序的讀者無法看見最原初的影像,可是,卻可以透過影像背後所殘存的、未被消除的聲音。鍾孟宏在片段、淡出的處理方式中,標示狀況的不明朗,標記碎片式的言語記憶。同時又加入對講機的聲音,意圖透過不同空間訊息的傳遞,意圖強化理性的觀看,評述被遮蔽的狀態。又以突然拉開黑色色塊的方式,用不到一秒鐘的時間,近乎閃爍的片段畫面,顯示跳樓的特寫,呈現煙霧瀰漫的大樓。然後,在斷續的可見畫面之後,又重新回到長時間的黑色畫面,自此結束了新聞播報的時間。他以干擾的方式,將新聞畫面重新操作,註記了自己的觀點,揭示了可見的紀錄,以及不被看見的封存。但是影像封存的意義,卻又不是全然的批判,他透過對講機的聲音介入,建構了當下搶救狀態,復現了恐怖攻擊的黑暗,顯示心理的驚恐,似乎又對遮蔽的畫面,給與新聞倫理的肯定。黑畫面的處理,成為鍾孟宏評點911新聞事件的標記,呈現屬於他個人的閱讀經驗與註腳。


鄭中信:繼續、繼續向前:談馬立群「公器」紀錄片(8/24)

音像星期五(8/24)
鄭中信:繼續、繼續向前:談馬立群「公器」紀錄片

陌生感的建立,具有將意識型態歸零的功能。當影像工作者挑戰常態性的視覺習慣,促使讀者被迫接受陌生的影視閱聽,引發議題的思考,即是重整意識型態的一種操作策略。在讀者嘗試理解符號,重新習慣影像系統,思考語義訊息的狀態下,便可能達到擺脫刻板印象,模糊既定成規的效果,進而透過影像閱讀的縫隙,影響讀者原本的意識型態,對影像所操作的議題,進行不同面向的理解。馬立群於2015年發表的影像〈公器〉(Public Institution),即是操作陌生感的影像小品。 他以警察權力的行使做為議題,將臺灣2014年3月24日凌晨,武裝警察驅趕佔據行政院的群眾影像陌生化,引導讀者思考國家暴力的問題,完成看似新聞的形式,卻又迥異於新聞,接近於紀錄片或民族誌的影像。

















用模糊、緩慢、重複呈現國家暴力

談馬立群(2015)〈公器〉

(鄭中信/撰文)
(刊登於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二十二期「學運影像」(2019/08/31, No.22)
(刊登於《交換:雙週記》2019.12.01   Vol. 1)

警政系統是排除國家內部「敵人」的軍隊,當警察進行武裝,以維持社會治安為由,進行狀況排除的行動,被設定的目標,即是國家的「敵人」,警察得以在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下,行使武裝的權力與力量,予以排除。弔詭的是,國家內部的敵人,不見得依附於國家種族中心主義,姚人多曾在臺灣的歷史脈絡下,提出所謂社會治安的維持,是在對立分化的法則下,透過找出敵人、形塑敵人、對付敵人、消滅敵人的程序,建構出國家的「想像共同體」。敵人的定義在臺灣複雜的歷史環境中,處於混淆、模糊的狀態,所謂的敵人更加接近於國家「不想要的人」,存在政治立場的區隔(姚人多,2014:297)。

在「不想要的人」的意義賦予中,這類的人一旦碰觸或越過某種界線,警政系統會啟動機制,配合相應的法律條文,給予捕捉、監禁、制裁。而警察做為國家的公職人員,在國家組織的框架之下,被賦予維持治安、執行命令的職責,必須遵從層層下達的命令,以屢行公職人員的義務。因此,公職系統不存在個人意願的價值判斷,當國家給予「敵人」的認定,下達排除的命令之後,必當進行任務的執行,不可選擇性的執行或是不執行命令。未服從、未執行命令的公職人員,將被視之為怠忽職守的瀆職行為,被法律所制裁。

當2014年3月24日凌晨,中正第一分局局長方仰寧在行政院前,下達前進的命令時,做為國家公職人員的武裝警察,勢必遵從命令、行使職權,進行部隊推進、狀況排除。但是,命令以何種形式行使?又該行使到何種程度?在執行命令時,所遭遇的敵人,也會因為身份、訴求、行動、情緒等等的差異,而有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反應,面對現場各種不同情境的敵人,是否該用統一的模式應對?Michael Lipsky於《基層官僚:公職人員的困境》書中曾經提出,做為命令的執行者,自身卻也存在「裁量權」的判斷問題(蘇文賢、江吟梓譯,2010:34)。

在這次行政院武裝驅離群眾的事件中,媒體或是立基認同國家「敵人」、「不想要的人」的意象建構,批判聚集的群眾;或者同情「敵人」被武裝排除的情境,斥責行使職權的公職人員;或者不認同「敵人」身份的賦予,直接批判決策命令的意識型態;或是憐憫公職人員,被迫遵從職責的賦予,執行國家命令,因而對於警察權力的行使,出現差異性的播報。

不論學生攻擊警察,或是警察毆打學生,警察與學生雙方的受傷狀況如何,衝突中展現何種攻擊形式,以及受傷流血畫面的擷取,媒體分別站在不同的立場,認同或拒絕抗爭事件下的群眾身份認定,選擇衝突的現場與角度,將各自所捕捉的「此曾在」,給予驅離行動中,警察「適切執法」、「執法過當」的評價。套用Marita Sturken與Lisa Cartwright《觀看的實踐》中的說法,媒體的觀看(looking)本身,已經具有特定的意識型態,在觀看的意願下,選擇了聚焦的對象,選定特定文字、聲音與畫面的內容。讀者在被篩選過的訊息中,被召喚(interpellation)成為公民群眾,接收媒體所製造的意義,在他者提供的意識型態下,形成共同的參與,觀看「再現」(representation)的現場(陳品秀譯,2009:204)。因為讀者的不在場,讓讀者難以擺脫媒體訊息的影響。

馬立群做為資深的媒體記者,深知媒體的主導權力。他採取個人行動創作的方式,脫離新聞共同體,擺脫集團的一致性操控,藉以保持個人觀點與作品獨立性。他於2015年發表的影像〈公器〉(Public Institution),以警察權力的行使做為議題,將武裝警察驅趕佔據行政院的群眾影像陌生化,完成看似新聞的形式,卻又迥異於新聞,接近於紀錄片或民族誌的影像。另一方面,透過影像模糊與緩慢,以及聲音重複等的陌生化處理。讓讀者閱讀中斷,脫離既定的閱讀習慣,重新喚醒自身的觀看意識。藉以解除讀者已經被訕動的情緒,脫離已經輸出的意識型態,在陌生訊息的情境下,重新組裝影像的判讀,保持閱讀的思考,將價值判斷的權力歸還給讀者。

當然,這種衝撞他者意識型態的行動,本身也是意識型態的行使,衝撞意圖的背後,也存在著不同的價值,影響著讀者的觀看。對於事件的價值判斷,讀者不見得可以脫離媒體的觀看。但是,馬立群衝撞過程的展演,及其陌生化的操作,卻可以展示其個人反抗制度規訓、影像規訓的意識與行動,開啟規訓的細縫,讓讀者理解媒體的「觀看」,理解訊息的操控。

延伸閱讀:
KAIAK WEN(2015)〈318學運一周年紀實錄像創作「公器」—馬立群〉(刊登於「城市美學」網站)(連結網址:https://reurl.cc/A11ogZ


後記:
看見香港反送中運動,回顧318學運,反思臺灣自身的政治狀態。當我們為香港街頭群眾的人身安全感到擔心,質疑警察權力的行使,斥責權力者的霸道與頑固。討論臺灣可以用什麼樣的形式聲援香港,或者以什麼樣的立場,引用什麼樣的法律條文,引渡或是接受香港民眾的同時。是否也要回過頭來,思考臺灣自身的歷史。(哪怕這段歷史才經過幾年而已,也尚未結束)當年(2014)臺灣反服貿學運的發生,政府的處理態度,其實,早已經暗暗顯露專政復辟的跡象,與當前香港相差無幾。

當臺灣不再具有國家意識,自甘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區。以激情煽動民眾情緒,形塑立場的對立;以經濟至上,將環境破壞與資源分配擱置的權力者們,在權力、階級、勢力遭受挑戰時,恐怕會比香港的官僚們更加焦慮。因為自願丟失的民主,將永遠失去,不會回來;而治理臺灣的權力,又是被專制的他者所賦予,無法自主、身不由己。如何避免不同聲音,降低運動的機會;如何迅速壓制反動的力量,避免事態延燒,持續保有自身的地位,是必然思考的問題。屆時,難保再次戒嚴。

民主制度固然缺乏效率,最終所形塑的共識,不見得是最佳的選擇。但是,持續保有不同的立場,保有話語的權力,卻是民主難以取代的價值。堅守普世的人權價值,思考整體環境的治理態度,是臺灣當前的重要課題。

鄭中信:動物園裡的北極熊:談羅晟文(2015)「白熊計畫 White Bear」攝影作品(8/17, 10/12-13)

音像星期五(8/17)
鄭中信:動物園裡的北極熊:談羅晟文(2015)「白熊計畫 White Bear」攝影作品

當人類的科技發展,已經可以做到各類動物精子、卵子的採集,予以冷凍保存,並且可以進行試管的胚胎受精、人造子宮的孕育,達到全然人工的繁衍,在人造的環境中成長。被製造的動物,是否就可以適應既定的活動空間、飲食規範、生活作息,依循天性而生活?或者,在全新的環境中,發展出不同於自然環境的行為,形成人造的生活習性?亦或者,在人工與天性的交雜中,出現微型的行為模式,處於既是人為製造,又是天然野性的模糊狀態?羅晟文「白熊計畫」以歐洲與亞洲動物園裡飼養的北極熊,做為影像紀錄的對象,試圖處理人類眷養動物的問題。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77791185989567/


鄭中信:穿梭在時空中的紅色斗篷:談黃信堯(2013)「阿里88」紀錄片(8/3)

音像星期五
鄭中信:穿梭在時空中的紅色斗篷:談黃信堯(2013)「阿里88」紀錄片

當2009年莫拉克風災之後,眾多紀錄片導演走入災區,紀錄災後風景,黃信堯卻延續拍攝雲林口湖《帶水雲》(2008)的概念,由社會的整體面向,提出自身對於災難的觀察,走向第一個會因為海平面上升而消失的島嶼國家吐瓦魯(Tuvalu),拍攝了紀錄片《沈沒之島》(2010);歸國之後,以國族歷史的脈絡,走向臺灣的重要地標之一,利用充滿傳說故事的阿里山,拍攝《阿里88之七大不思議》(2013)。黃信堯這兩部關於莫拉克風災的影片,一方面延續《帶水雲》的詩意風格,架構出黃信堯的影像美學,另一方面強調導演觀看意識,以戲謔、滑稽的旁白,反諷的口吻,批判社會的各種荒謬面貌。


陳怡靜:魚音繞樑-戀唸台江(7/20)

音像星期五(7/20, 19:00-21:00)
陳怡靜:魚音繞樑-戀唸台江(鄭中信側記)
(聊得太投入,忘記照相了,只好拍討論的遺跡)

這場活動是我(鄭中信)與陳怡靜( 臻影多媒體事業有限公司)的對話,我以養殖漁業子弟的身份,與紀錄養殖產業的導演陳怡靜合作,共同分享台南(虱目魚苗)與屏東(石斑魚苗)繁殖與養殖產業的狀況。因為大約在2009年前後,曾經邀請好友陳皇儒( Ku Nehc)導演,拍攝家中的一次魚苗買賣,記錄了交易現場的分工與流程,正好與陳怡靜導演的紀錄相互呼應,所以這個場次同時觀賞兩部不同場所、魚種、風格的影片,內容極為精彩。

隨著水產養殖技術的突破,魚苗供應越來越穩定、越來越龐大,單尾魚苗的價格也隨之變得越來越低廉。在過去,魚苗買賣是錙銖必較的一尾一尾數,將整批魚苗全部數完,才算是完成點交。而現在,僅需將魚苗平均分裝到各個一樣大的臉盆(或是水桶),再隨機選擇其中一個(或是數個)容器,以容器中的魚苗數量做為基準,乘上容器的數量,便算是完成魚苗的點交。所以,數魚苗的人僅需一位,便可以完成作業流程。通常選擇較具公信力的人負責,或者只需將數字的累計唸出聲音,便可順利完成。在沒有干擾的狀況下,唸唱不再是必須的事,這種專業技術的消失,是遲早的事。

另外,計算魚苗的時機大致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個仔稚魚時期(小魚苗)的交易,通常體型不會超過一寸(3公分),多在繁殖場內交易(室內);一個是寸苗的交易,體型通常在3寸左右(9-10公分),多在成魚成長的泥土池工作(戶外)。隨著體型、場域的不同,個人裝備、計數器材、清點方式也會有差別。雖然計數師傅本身也多半從事養殖漁業,但是,在屏東的石斑魚苗點交的部分,兩個階段的計數人員多半不會重複,而怡靜在台南有不同的觀察。

導演陳怡靜總共採訪15位唸唱的師傅,比原先 台江國家公園所提供的名單還要多,累積豐碩的資料。她將受訪者的資料,繪製成人文地圖,發現,原本計數虱目魚魚苗的師傅,隨著區域產業鏈的連結程度,不論魚苗體型的大小,計數的師傅大致都會參與兩個不同階段的魚苗交易,與屏東有顯著差異。另外,怡靜引用學者的研究,發現唸唱的旋律、節奏,與各地區常民聆聽戲曲、陣頭音樂的休閒活動有關聯性,不同地區的休閒不同,唸唱也會些微差異。唸唱並沒有師承關係,大都是模仿前輩的方式學習,久而久之出現地域性的差異。

怡靜在對談中提到,傳統產業的行話,是需要被保存的。因為,詞彙的創造涉及到前人對於現象的觀察與理解,如果過度使用科學的方式解析,修改詞彙、術語,產業的原初狀態將會消失。這點我也抱持相同的態度,例如:老一輩的漁民會用「三隻翅膀」形容某個階段的石斑魚苗型態,意指魚苗開始長出胸鰭、背鰭階段,因為身體尚未抽長、鱗片尚未長出、色素還未出色,這三個鰭條變得特別明顯,可以透過鰭條的收、張觀察游泳能力,透過鰭條的明顯程度,判斷生長狀況。這個階段,是身體轉變的開始,投餵的餌料生物開始不同,很容易因為環境、食物的變異,出現病徵。因此,鰭條的狀況、樣貌,是判斷魚苗健康的重要指標。但是,現在會以「大胸鰭」科學話語描述這個時期,看似精確,卻又無法描述整體,語意傳遞相對變得複雜。

我始終會向紀錄片工作者提問「為何拍攝紀錄片」,尤其是面對即將消失的對象時,導演究竟是用什麼樣心境、態度看待。怡靜提到,唸唱魚苗的產業必然消失,所以就事件本身,影像真的只是記錄的功能。另外,所謂的傳承不見得是如實模仿,如果被如實的保存,樂見其成。但是,傳統可以被轉化成其他形態,而在生活中延續,所以紀錄片的最末,收錄老師傅在漁業現場,實際操作點魚,唸唱給孩童觀看;音樂家將點魚的旋律改編、填詞、譜曲,以西樂和演唱的方式,紀錄了曾經存在的文化;台語流行歌手( 府城流浪漢 - 謝銘祐)改編成流行歌曲,錄製CD傳唱。展現延續傳統的各種可能性。她自身對於紀錄片的態度,更接近於觀察(或是紀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所以影像會更加強調人的元素,關注日常生活。如實的呼應了紀錄片最末的操作手法,呈現出導演自身對於人際互動與生活的觀察與期待。

















音像星期五(7/20, 19:00-21:00)
陳怡靜( 臻影多媒體事業有限公司):魚音繞樑-戀唸台江

臺灣的水產養殖技術非常發達,不論是草蝦(甲殼類)、九孔(軟體動物),虱目魚、石斑魚、鰻魚(魚類)的技術研發與生產,都在同時期的世界發展中,名列前茅。因為這些物種,屬於高經濟產品,縱使是一尾僅2公分大的種苗,價值可能高達數十元,每次交易以數千、數萬、數十萬尾計算,錙銖必較的精算,是必然的結果。(試想,一尾石斑魚苗50元,一萬尾交易量,就是五十萬元,十萬尾交易量,就是五百萬元。在過去的單價,50元還算是便宜的價格)

買賣種苗又有時間的壓力,種苗從數十噸的水池,集中撈到幾噸水量的桶子中;然後,經過數量計算之後,又要再搬動到卡車的水箱裡;又經過運送中的搖搖晃晃,種苗高密度集中的結果,可能會緊迫或缺氧而死亡;到達目的地之後,雖然空間可以瞬間加大,但是全新的環境,可能又會造成死傷。因此,讓種苗在最短時間,送達目的地,是最快速簡單的操作思維,壓縮最耗時的計算魚苗,是必然的選項。因此,每次買賣魚苗的現場,總會請很多的計量好手,在同一地點、同一時間,計算交易的魚苗數量。

不論買方、賣方都會請計量好手幫忙,為了避免故意多數或少數的狀況發生,數數的同時,要將計量的數字講出來,在旁觀看的人,便可以監督數字是否正確。一旦有一個人開始大聲數數,勢必會對其他的計量者造成干擾,所以每個數數的人,聲音也就越來越大,甚至發展出各自的聲調、節奏,最後成為具有韻律的唱曲。

這篇介紹文並不怕事先破梗,因為真正有趣的,是現場數數的影像和聲音。紀錄片導演陳怡靜受 台江國家公園 委託,至台江地區紀錄數苗的音像紀錄,不僅記錄現場實況,還有專訪內容,累積不少珍貴的影音資料。店主人的好朋友陳皇儒( Ku Nehc),也曾經接受店主人的邀請,到屏東枋寮進行影像紀錄。為了讓與會者可以了解養殖產業的獨特文化,這次音像星期五的活動,會有影片觀賞與映後座談(陳怡靜、鄭中信)。相信一定可以讓大家有所收穫的。

備註:陳皇儒( Ku Nehc)因為罹癌過世,也已經過了好多年。藉此機會,紀念這位朋友(1998陽光之子)。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707130839374966/

Azua:Azua x One專輯創作分享會(7/20)

音像星期五(7/20, 16:00-17:30)
Azua:Azua x One專輯創作分享會(鄭中信側記)

原住民族的幽默總是充滿趣味,一開始的樂團成員只有Baian Tanapima(田俊皓)、Giljegiljaw Rusegeseg(楊起恩)、Kapi Cikem(劉季陞)三人,當時為了參加2017年高雄市流行音樂中心「 青春尬歌」活動,匆匆取了「那個樂團」做為團名參賽,結果當主持人在舞台上宣布複賽名單,宣讀「那個樂團」時,團員三人在第一時間都沒意會過來,是他人提醒,才想起是自己的樂團名稱。活動之後,原本要以「那個」做為樂團名稱,卻發現已經有樂團使用,所以轉換為母語「 Azua(那個)樂團」做為團名。成員Fuciko(林孟琴)、Salep Kaviyangan(杜佳慧)兩位女團員是後來加入的,據三位創團元老說,就是因為三個男生唱久了,覺得怪怪的,所以就找女團員進來了。

樂團是以自創曲「思念VUVU」,獲得冠軍。因為VUVU是排灣族語,所以問及來自不同族群的團員們(現在成員有排灣、布農、阿美三個族群),族語「思念」、「VUVU」在布農族、阿美族怎麼唸時,都嘗試用各自的族語唱唱,因為音節數、重音不一樣,填詞的效果很奇怪,最後都被Giljegiljaw制止。樂團的歌曲都是創作曲,目前主要由Baian(布農族)、Giljegiljaw(排灣族)創作,族語以布農族、排灣族為主。但是南島語族的語言變異很大,如果沒有解釋,團員聽不懂其他族的語言,所以出現有趣的連結,會用布農、排灣的詞彙,組合成句子,讓不同族別的聽眾,可以用不同的關鍵字,聆聽歌曲。

Giljegiljaw的父親曾在Giljegiljaw出生的時候,創作了一首歌曲「奶奶的搖籃歌」,以奶奶的口吻訴說小孩要乖,要感謝家人的辛勞,這首歌也收錄在「One*Azua專輯」中。另外,生活在山區的Baian(布農族),在一次蘭嶼的旅遊中,喜歡島嶼四周的遼闊大海,也看見囤積核能廢棄物的可惡,創作了「大地」這首歌,讓這首創作歌曲擁有更加多重的意義。

詢問出版專輯的感想,團員們都有共同的體悟,身體與精神狀況不佳,會影響到聲音的狀態,明知道聲音應該要唱到某個地方,但是喉嚨卻沒有辦法辦到。尤其專輯製作人吳蒙惠 無虞音樂工作室(曾在張震嶽樂團擔任樂手)對錄音品質要求嚴格,每一個聲音都必須到位,才會過關。大概是擁有錄音的經驗,團員懂得保養身體,在當天的活動現場,每位都喝常溫的礦泉水解渴。說到錄音經驗,話鋒轉到Salep身上,提到大學一年級就能錄專輯,很幸運,要她發表感言。Salep說大家都很厲害,自己還在學習,愛大家,匆匆帶過感言發表。讓所有的學長姐發出「耶!」的歡笑聲。

團員們說,Azua樂團的商標是一頭豬,是針對他們的體格所衍伸出的聯想,因為大家都很會吃,每次聚會都是到吃到飽的店家,所以體格也很壯碩。我看了看Fuciko,覺得對她不公平,Fuciko卻說她其實很胖,只是看不出來……(好吧!很團結)。Kapi說商標有兩個版本,前一個版本比較小隻,所以是迷你豬。因為體格的關係,合照時大家一定要側身,才不會太胖……(嗯!很懂得角度)。

Baian(田俊皓/布農)、Giljegiljaw(楊起恩/排灣)、Fuciko(林孟琴/阿美)都即將畢業,所以趁著尚未就業的時間,到部落巡迴演唱,也參加樂團比賽,每個月的表演檔次有兩三個以上,對於新生的樂團來說,行程相對緊湊。詢問畢業之後,成員會改變嗎?樂團未來有什麼樣的規劃呢?Kapi說新學期還會有學弟妹進來,樂團還會繼續。感覺Azua樂團將會成為屏東大學原住民族專班的傳統,應該會越來越豐富精彩。

國立屏東大學原住民專班資訊網
國立屏東大學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南區中心
國立屏東大學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


















音像星期五(7/20, 16:00-17:30)
Azua:Azua x One專輯創作分享會

與原住民大學生比較大規模的接觸,來自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成立「原鄉發展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族專班」之時,這個專班分成「觀創(觀光、文創)」、「社工」兩個組別,由人類學博士 邱韻芳擔任主任。專班以建立身份認同做為核心概念,在寒暑假期間,安排部落服務,邀請族人一起利用保麗龍、等高線地形圖,製作部落地圖,由耆老一邊講述傳統領域的故事,一邊指認故事發生的位置;另外,邀請熟悉建築工程的耆老,帶領學員在暨大校園中,實際參與搭建族屋,並且把族屋空間當成教室;在族屋周邊開闢耕作區域,每學期都有耕作的課程與活動,介紹原民文化給校園的其他族群了解。

印象最為深刻,同時也是校園盛事,是由 暨大原青社Knbiyax主辦,每年一度的原民週,規模是幾乎動員全校原住民的同學。期間會安排各類紀錄片影片播映,邀請導演映後座談,也會邀請原民作家蒞臨,分享最新作品。偶爾還會向埔里 山明電影院租借場地,舉辦包場活動,播映當年有關原住民的電影(例如: 太陽的孩子 Wawa No Cidal)。活動最高潮是原民晚會,不只邀請第一線原民歌手、舞者一同參與,所有原民同學都會穿著族服,在舞台上表演舞蹈,演唱族語歌曲,類型涵括傳統、現代。

回到屏東之後,聽說國立屏東大學也有原民專班,有自主成立的原民樂團Azua,讓人覺得意外。而且 Azua(那個)樂團曾於2017年,在「高雄市流行音樂中心- 青春尬歌」活動中,獲得冠軍。於2018年5月出版樂團專輯,收錄曲目全部都是創作歌曲(例如「寄情」、「思念VUVU」、「偷走的夜」),讓人驚喜。台灣原住民的歌聲與音樂,已經聞名國際,看見新一代的開創新風氣,是很讓人期待的。因此,在地方人文空間趁著地利之便(公園東路就在屏東大學林森校區隔壁街區),邀請Azua樂團蒞臨,一方面演唱歌曲,一方面分享創作理念。

樂團成員分別有林孟琴(vocal)、楊起恩(vocal/guitar)、杜佳慧(guitar)、田俊皓(bass/團長)、劉季陞(drum),據說部分成員即將畢業,不知道樂團是否會繼續延續?未來的成員是否會有變動。也讓這場講座,更加顯得重要。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82888195482128/

鄭中信:沈沒之島沈沒了沒?(6/29)

音像星期五(6/29)
鄭中信:沈沒之島沈沒了沒?

當2008年莫拉克颱風造成臺灣巨大災害之後,紀錄片導演紛紛以風災做為議題,進入到災區的同時,黃信堯卻是離開臺灣,以氣候變遷做為主題,尋找第一個會因為海水水位上升而沈入海底的國家「吐瓦魯」。他以「沈沒」的島嶼做為主題,拍攝《沈沒之島》這部紀錄片,試圖反應氣候變遷下的生存危機。而黃信堯走出臺灣的決定,以及選擇拍攝吐瓦魯的理由,本身便存在幾個類型的反諷。吐瓦魯是臺灣的邦交國,就相對的經濟狀況來說,臺灣像似財主一般,提供了大量的農耕技術與資源,企圖在這個國家的沙地進行作物栽種,提供維生的食物。而實際上,吐瓦魯的食物來源,本身便是取自於海洋資源,或是來自於運輸貿易。臺灣的資金與人員投注,並未對吐瓦魯提供實際的協助,反倒成為閒話家常的日常娛樂。而看似貧窮的國度,在臺灣面臨八八風災的重大災害時,吐瓦魯捐贈了國民生產毛的百分之一(21萬美金),以極高的誠意,展現了對於邦交國的友善與回饋。黃信堯《沈沒之島》對於金錢價值的評估,旁白以極度嘲弄的口吻,對臺灣的外交態度進行反思與批判。

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主要成因,來自於沒有限制的工業發展。土地的利用方式,改變了陸地與海洋的調節機制,排放的廢氣總量,促成了大氣層成分的改變。諸多工業國家雖然意識到地球的轉變,卻不願意改變自身的經濟模式,反倒以慈善家的心態,捐贈大量的財源,協助可能會因為氣候變遷,生存因而受到影響的國家。已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幫助未開發的國家進行各種建設,輔導應對海平面上升的問題,意圖弭平的環境破壞的罪孽,給與自我救贖。黃信堯《沈沒之島》的影像,呈現世界差異地景的同時,也將臺灣列入虛偽的慈善國家之列,描繪財主的資金產生方式,並且強化臺灣歷經風災之後,翻轉救助的身份。不僅批判的金錢的價值,也批判了經濟的形式。

黃信堯批判的合理性,來自於吐瓦魯擁有不虞匱乏的捐贈,以及擁有自身的貿易型態。吐瓦魯透過租借國家名稱的縮寫「TV」,方便各種媒體公司企業建立世界性的網路位址,得以獲得龐大的租金。土地未被工業開發,卻善用網路的發展與需求,成為跨國際的租賃公司,在租賃名稱、品牌的的操作下,形塑更具現代與科技意義的商業模式。在經濟形式的角度,對諸多工業國家、企業進行反諷。而這個將被海洋淹沒的國家,卻從未被氣候變遷的論述所影響,反倒是感謝每次颱風的到來。這個國家不需設置垃圾掩埋場,不需要建造焚化爐,上帝給與最大的恩賜,便是透過狂風豪雨的洗禮,將島內所有的垃圾,隨著颱風的過境,而被沖入海中,隨著潮流變動而洗滌乾淨。對於吐瓦魯來說,氣候變遷的影響,僅僅只是天氣現象,完全不擔心生存的問題,展現看似愚昧,卻又豁達的樣貌。自然災害的認知與心態的差異,讓工業國家與企業的行為,與吐瓦魯居民的不以為意,呈現巨大的反差,卻也促成了雙向的嘲諷。














莫拉克紀錄片的異端:黃信堯(2010)《沈沒之島》(Taivalu)

鄭中信(在地方人文空間)/撰文

(刊登於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十八期「影視莫拉克」(2019/08/03, No.18))

當2009年莫拉克颱風造成臺灣巨大災害之後,紀錄片導演紛紛以風災做為議題,進入到災區的同時,黃信堯卻是離開臺灣,以氣候變遷做為主題,尋找第一個會因為海水水位上升而沈入海底的國家「吐瓦魯」。他以「沈沒」的島嶼做為主題,拍攝《沈沒之島》這部紀錄片,試圖反應氣候變遷下的生存危機。他試圖採用旁百、文字的操作,轉換影像的意義。

而黃信堯走出臺灣的決定,以及選擇拍攝島嶼的理由,本身便存在幾個類型的反諷。吐瓦魯是臺灣的邦交國,就相對的經濟狀況來說,臺灣像似財主一般,提供了大量的農耕技術與資源,試圖在這個國家的沙地進行作物的栽種。而實際上,吐瓦魯的食物來源,本身便是取自於海洋資源,或是來自於運輸貿易。臺灣的資金與人員投注,並未對吐瓦魯提供實際的協助,反倒成為閒話家常的日常娛樂。而八八風災之後,臺灣面臨重大災害,吐瓦魯捐贈了國民生產毛的百分之一(21萬美金),看似不多的金援,卻展現了對於邦交國的友善與回饋。對於金錢價值的評估,影像的旁白以極度嘲弄的姿態,對臺灣的外交態度進行批判。

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主要成因,來自於沒有限制的工業發展。土地的利用方式,改變了陸地與海洋的調節機制,排放的廢氣總量,促成了大氣層成分的改變。諸多工業國家雖然意識到地球的轉變,卻不願意改變自身的經濟模式,反倒以慈善家的心態,捐贈大量的財源,協助可能會因為氣候變遷,生存因而受到影響的國家。幫助未開發的國家進行各種建設,輔導應對海平面上升的問題,意圖弭平的環境破壞的罪孽,給與自我救贖。影像呈現世界差異地景的同時,也將臺灣列入虛偽的慈善國家之列,描繪財主的資金產生方式,並且強化臺灣歷經風災之後,翻轉救助的身份。不僅批判的金錢的價值,也批判了經濟的形式。

黃信堯批判的合理性,來自於吐瓦魯擁有不虞匱乏的捐贈,也擁有自身的貿易型態。吐瓦魯透過租借國家名稱的縮寫「TV」,方便各種媒體公司企業建立世界性的網路位址,得以獲得龐大的租金。土地未被工業開發,卻善用網路的發展與需求,成為跨國際的租賃公司,在租賃名稱、品牌的的操作下,形塑更具現代與科技意義的商業模式。在經濟形式的角度,對諸多工業國家、企業進行反諷。

而這個將被海洋淹沒的國家,卻從未被氣候變遷的論述所影響,反倒是感謝每次颱風的到來。這個國家不需設置垃圾掩埋場,不需要建造焚化爐,上帝給與最大的恩賜,便是透過狂風豪雨的洗禮,將島內所有的垃圾,隨著颱風的過境,而被沖入海中,隨著潮流變動而洗滌乾淨。對於吐瓦魯來說,氣候變遷的影響,僅僅只是天氣現象,完全不擔心生存的問題,展現看似愚昧,卻又豁達的樣貌。自然災害的認知與心態的差異,讓工業國家與企業的行為,與吐瓦魯居民的不以為意,呈現巨大的反差,卻也促成了雙向的嘲諷。

黃信堯試圖回應的問題,面向多元而複雜,直指經濟模式與氣候變遷的關係,諷刺心理慰藉的捐款心態,反省了經濟的形式與金錢的價值,也對環境的態度進行批判。甚至,對臺灣紀錄片生態來說,黃信堯也試圖反應紀錄片工作者(或媒體工作者)的風災焦點,過度著重於腥羶色的議題與畫面,忽略了災難形成真正關鍵。所有風災的討論,在他的操作脈絡中,都變成被批判的對象。

黃信堯《沈沒之島》的內容題材,做為莫拉克風災的異端,影片名稱卻也在文字與口語傳遞之間,促成另類的反諷。紀錄片《沈沒之島》的「沈沒」詞彙,兩個字彙本身都有破音字,存在兩種音讀,原本名之為「沈(ㄔㄣˊ)沒(ㄇㄛˋ)」的讀音,黃信堯卻刻意操作成為「沈(ㄕㄣˇ)沒(ㄇㄟˊ)」,讓語義因為音讀的改變,變得模糊。錯置的音讀,也讓自身的影片成為被嘲諷的對象,甚至讓名稱嘲諷影片自身,嘲諷風災之後,大量資金挹注紀錄片工作,而紀錄片卻未能針對核心問題討論的現象。而英文片名則將吐瓦魯(Tuvalu)的名稱,與臺灣(Taiwan)的名稱接合,成為「Taivalo」的詞彙,以「Tai」表示臺灣,而「valo」表示吐瓦魯的形式,採取鏡相的操作,連結兩國的處境與關係。他在影片的封面寫著「臺灣如果不先正視自己的問題,我想在吐瓦魯還沒沈之前,臺灣應該會先沈吧」,直指著兩件尚未發生,卻即將發生的事,而發生的先後順序,存在置換的可能。世界島嶼(土地)的消失,恐怕不會因為海平面上升而淹沒,而是來自土地的崩解而流入海中。詞彙的黏合,揭示著臺灣的處境,揭示著臺灣不願正視自身問題的心態。

影像做為紀錄片的形式,黃信堯的《沈沒之島》可以成為十足觀光影帶,旁白的冷朝熱諷,流暢的在影像中流轉,把影片導向不同的觀看角度。而文字在操作中重新賦予意義,讓旁白的內容更加凸顯,促成影像的反諷,讓作品成為荒謬劇場,成為荒誕的臺灣風災紀錄。


鄭中信:台灣美景。美景台灣:談吳政璋《愛台灣I‧DIE‧WANT》攝影作品(6/22)

音像星期五
鄭中信:台灣美景。美景台灣:談吳政璋《愛台灣I‧DIE‧WANT》攝影作品
6/22(五)1900-2100
在地方人文空間(屏東市公園東路29號)

在地方人文飲食館的藝文專業,是講座、攝影、刊物,很高興「星期三人文講堂」受到講師與參與者的支持,得以順利的發展,可以逐步拓展其他兩個專業。

其實,早在3月開始,每個月的第二個星期五晚間便有「二五評圖會」,廣邀攝影同好分享創作,討論攝影的各種可能性,為「音像星期五」暖身。從5月10日開始,也與熱愛音樂的訪客Tony Li合作,以個人FB網誌的形式,分享與屏東有關的音樂人與音樂(原本規劃一星期一篇文章,於每週五發刊,但Tony發表量大,一星期撰寫三篇歌單,所以改為每週一、三、五發刊)。在6月15日開始,將陸續安排沙龍講座,以攝影、影片、音樂做為主題,陸續完成「音像星期五」的想像。期待各位的支持。

關於「台灣美景。美景台灣」的講題,是討論 吳政璋(1965-)的「I‧DIE‧WANT台灣美景」攝影作品。這系列的第一組作品是於2007年,在校園走廊創作的。創作的靈感,源自於臺灣教育制度的質疑。從事藝術創作的吳政璋,自從到大學任教之後,因為大量的教學、研究與行政業務,讓個人的藝術創作完全停擺。於是在極度鬱悶的心情中,將自己做為拍攝主體,站立在學園空蕩蕩的走廊,完成第一張無臉肖像的作品。自此,開始延伸出系列的創作,將身體做為影像的組件,縮小身體在畫面中的篇幅,採用「以人帶景」的方式,逐步擴展成臺灣地景的影像創作。

吳政璋的這系列的影像創作,善用服裝、身體姿態的符號意旨,搭配光線的掌握,產生奇異的人物風景。他讓自己穿上筆挺束縛的中山裝,雙手自然下垂或擺放於背後,以近乎立正的姿勢,象徵規訓的身體,臣服於威權的約束。他以「強光如同一種情緒的釋放」、「造成人臉的「盲目」與「失明」」的概念,在長時間的曝光操作中,用雙手拿著閃光燈,朝向自己的臉龐連續打燈,以過度曝光的方式,將臉龐的痕跡抹除。讓沒有臉龐的肖像,表現出個體在整體的體制下,被迫接受、失去意志、沒有自由的鬱悶。

這只是這場講座的前言,如果想知道更多……你知道的。影像創作可以有各種想像,如何產生更多的演繹,就在於我們如何理解影像,利用這樣的媒介,闡釋想說的故事。讓我們一同閱讀、一同思考吧!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23645271445044/


























鄭凱謙:當搖滾成為參與歷史的方式:談ChthoniC閃靈樂團〈鎮魂醒靈寺〉

音像星期五之音樂聚落:特別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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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搖滾成為參與歷史的方式:談ChthoniC閃靈樂團〈鎮魂醒靈寺〉
鄭凱謙/撰稿

ChthoniC閃靈樂團( CHTHONIC 閃靈),其團名ChthoniC為希臘文,為眾鬼神聚集之地。其歌曲內容以台灣鬼神傳說、歷史為主軸,融以二胡、嗩吶、尺八、三味線等樂器於金屬樂曲中。

這次要介紹的不是較廣為人知的皇軍或是暮沉武德殿,而是與收錄於2011年發行專輯《高砂軍》中的最後一首歌曲〈鎮魂醒靈寺〉。醒靈寺位於南投縣埔里鎮愛蘭台地上(愛蘭,古稱烏牛欄),醒靈寺下的愛蘭橋,也是目前埔里地區與魚池鄉(日月潭)、台中市等地的交通要塞。

閃靈樂團於《高砂軍》專輯發行當年,於醒靈寺廟埕舉行【醒靈寺大決鬥】演唱會,而本日介紹的歌曲〈鎮魂醒靈寺〉的MV,即為當時演唱會的畫面。〈鎮魂醒靈寺〉主要講述二二八最後戰役「烏牛欄戰役」的故事,並佐以神話想像。此曲描述228事件後,國民黨黨軍由基隆與高雄兩路鎮壓反抗勢力,而台中青年學生組成的青年軍二七部隊,從台中敗退到埔里,再退至烏牛欄地區,駐守醒靈寺。於醒靈寺與國民黨黨軍隔著吊橋(今愛蘭橋)對峙。醒靈寺內的乩童潘正源,為了拯救夥伴潛往地府竊取生死簿,不料最終仍被鬼王制服判刑,只能看著同伴們在獨裁政權下斷背命輪迴(潘正源部分為閃靈創作神話故事,其餘皆為史實,而此首歌曲的描述內容也以此為主體)。1947年3月16,二七部隊僅存不到五十人,彈盡援絕後將武器埋藏後逃離,而二七部隊成員之一黃金島先生前陣子才到牛耳石雕公園參與《二七部隊》紀錄片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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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埔里武德殿為當年二七部隊指揮本部(今埔里鎮公所),同時也是1930年霧社事件日本軍隊的剿番本部。

鄭中信:你怎麼知道一半不是全部:談 萬芳 One-Fang(2015)《一半。萬芳的小劇場》專輯(6/15, 9/5)

音像星期五(6/15)
你怎麼知道一半不是全部:談 萬芳 One-Fang(2015)《一半。萬芳的小劇場》專輯

對於死亡的問題,如果始終避而不談,當祂來臨時,不論是對將死之人,或是對其親朋好友而言,都將來不及應對,也將來不及思考。當祂來到,終結某個生命時,生者又該如何總結死者的人生。所謂的人生,究竟該有多長?怎麼樣才算是一生?

萬芳(1967-)的《一半。萬芳的小劇場》(2015)專輯,總共收錄5首歌(〈練習失去〉、〈誰〉、〈讀樂樂〉、〈一半〉、〈同樣的存在〉),就形式上,是普遍專輯收錄規模的1/2,但是48歲的萬芳,以整全的概念看待這張專輯,又以「一半」的專輯名稱,重複的探問,所謂的全部究竟所指為何?什麼樣才叫做全部?其中,闡釋擁有與失去之間的〈練習失去〉,與已故歌手蓓麗跨時空對唱的〈誰〉,沒有終點的解散〈一半〉,都在在向終點提出思考,所謂的終點是否即是當下結束的那個時刻,沒有參照,也就沒有所謂的一半;在結束之前的所有,便是全部。

其實,早在2010年的萬芳,便已經發表《我們不要傷心了》專輯,開始面對生死的課題。在同名歌曲,黃韻玲(1964-)作詞作曲的〈我們不要傷心了〉歌中提到,已經到了送別同輩的年紀,隨著年紀的增長,只會有越來越多的送別,在失去與傷心之後,終究必須撫平情緒,珍惜自己與他人依然存活的生命。兩張專輯相互呼應,用音樂闡釋著音樂人對於死亡課題的思考與回應。

所以,回應這張專輯的核心精神,這場活動,我們不只是聽音樂,也來談談失去吧!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01651497123477/?active_tab=about
在地方人文空間(屏東市公園東路29號)

吳文基:雨傘運動:香港社運音樂的愛恨情仇(6/1)

吳文基:雨傘運動:香港社運音樂的愛恨情仇
音像星期五:6/1(星期五)晚間19:00-21:00(鄭中信側記)

吳文基以香港雨傘運動(2014)的音樂為題,討論社運音樂如何產生(被選擇、被拒絕)、如何參與、如何傳唱。認為社運音樂可以分成幾個階段(包含類型),第一類是挪用現成歌曲,例如「血染的風采」、「海闊天空」做為代表活動精神的主題歌,群眾(或是聽眾)隨之唱和。第二類是藝術家做為主體,針對為事件或社群進行創作,例如郭達年、黃衍仁等等音樂人的參與,有「撐起雨傘」作品產生傳唱。第三類則是藝術家(藝術社群)與群眾共同創作,例如文基所參與的「革命中的廿四小時」,請群眾提供故事,藝術家將故事轉譯為音樂歌曲。第四類是藝術家為協助角色,進入到社區(社群)中,協助群眾創作旋律、歌詞、編曲、演唱。第五類是群眾成為素人藝術家,自主創作演出。

再進一步理解文基的分享內容之前,必須先理解「左膠」(Leftard)詞彙的出現與使用。「左膠」的詞彙結構屬於偏正式,語意的重心在於「膠」。而「膠」的詞彙使用,最初來自於香港網路術語「硬膠」,意指愚蠢、思想僵化等等負面語義。而「硬膠」是取自於廣東粗話「戇鳩」的諧音,在語音上「膠」與「鳩」連結,所以結構為「N+膠(鳩)」的詞彙,都極具貶義。「左膠」即是對於左翼份子的貶稱,泛指不現實、只講理想、小清新(快樂抗爭)的人,縱使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簡稱「合理非非」),也會被激進的本土派貶抑為無所作為的人,對於社運沒有幫助,還會毀損形象,甚至引領墮落。其中,黃家駒「海闊天空」(Beyond, 1993)歌曲的傳唱轉折,最具戲劇性。

香港社會運動挪用現成歌曲有兩首,一首是六四天安門事件(1989)之後,每年所傳唱的歌曲「血染的風采」,另一首是黃家駒詞曲創作的「海闊天空」(1993)。這兩首歌的歌詞,其實並不太符合香港的處境,例如「血染的風采」強調軍國主義,歌詞中重複出現黨的意志的歌詞;而「海闊天空」的創作始末,原意是「退一步,海闊天空」,意指接受現狀、屈就現實,是黃家駒對於音樂環境貧脊的悲鳴與妥協。據文基的觀察分析,「血染的風采」音樂旋律由緩和逐漸高昂,可以引領士氣;黃家駒的「海闊天空」是香港本地創作歌曲,樂團所引申出的青春、自由,頗能獲得共鳴,都有其挪用的合理性。

但是歌曲「海闊天空」在運動期間,被貼上「左膠」的標籤,逐漸被群眾排除,不再傳唱。據文基描述雨傘運動的現場,聚集在街道的群眾,只要有人唱出「海闊天空」的歌詞,例如「今天我」的起音,周邊的人就會群起合唱,將歌曲唱完。類似的行為,不斷在各區域、時段重複。有人認為,這種重複性的行為,久而久之成為能量的消耗,讓本土派很不以為然,以「左膠」的詞彙攻擊唱和「海闊天空」的群眾,甚至出現驅趕的行為,形成內部的緊張氣氛。

另外,黃衍仁與友好曾經於2011年響應「佔領華爾街」而進行了佔領中環,對於運動、抗爭與日常生活的連結有了深刻的反思。到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的社運現場,陸續出現擺桌子泡茶、打桌球、打麻將的行徑,讓本土派激進份子更加不滿,而將和平抗爭與「左膠」標籤劃上等號,批判各類藝術參與。

為了避免無謂的內鬨,主張和平抗爭的群眾便自我約束的排除唱和行為,「海闊天空」因此成為自我約束下的「禁歌」,雨傘運動的後期,便不再出現傳唱。而「海闊天空」的波折的命運並未因此終止,因為這首歌曾經擁有大量的受眾,在雨傘運動之後,被大量移植到各類廣告中(馬雲、黃家駒的弟弟都曾消費「海闊天空」或黃家駒),成為資本主義收割的對象。當初的政治運動歌曲(還我真普選),從自我審查下得停止傳唱,到資本主義的收割,已經與政治斷裂,成為去政治化的歌曲。文基說「海闊天空」擁有足夠的空洞(縫隙),讓人可以自由詮釋,賦予不同的意義。(O.S.光是「海闊天空」這首歌,就有足夠的份量,可以寫一篇論文了)

因為「左膠」的標籤,藝術工作者參與運動的難度相對提高。雨傘運動開始(9/28)不久,文基便參與「 革命中的廿四小時 24 Hours in the Revolution」(10/2)活動,以聆聽故事的方式,收集街頭中各種不同立場的想法,認為彼此相互理解,有可能減少衝突的發生。因此遊走於左派與右派的重疊區域,預計每小時為一則故事寫一首歌,預計完成24首故事,雖然沒有在24小時內完成任務,反而看見溝通的可能性,進而去除限時創作的規章,持續在街頭傾聽,總共完成40首歌曲。行動過程中,會將搜集的故事,寫在厚的廢紙板上,供來來去去的民眾閱讀,也在現場演唱創作的歌曲,完成音樂版的「一人一故事劇場」。文基特別分享了三首歌,其中「門閘」講述兩個不同立場的父女,都擁有剛烈的性格,卻也因為性格如此相近,成為無法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的家人。另外,「紅」這首歌,描述曾經是共產黨青年團的母親,描述當年綁上紅色領巾的自己,以及現在頭破血流的子女,相互的對比與反差,闡釋心中的不捨。還有「姐遮飄下去」,描述一群婆婆媽媽捨不得年青人,被太陽曬得烏漆麻黑,被煙霧彈燻得眼淚直流,於是從天橋上丟下一支支張開的雨傘,希望可以幫上些什麼(講故事的媽媽,曾在之前的71遊行佔中預演時,被警方捕捉,當時總共有511人被捕。而9月28日丟下來的雨傘成為了抵抗的象徵。這樣的行徑,也是雨傘運動的名稱由來)。光是聆聽這三首歌曲,讓人想要細細聆聽「革命中的廿四小時」40首歌的內容。

這場講座的歷史脈絡有些複雜,不亞於呂鎰榮「 星期三人文講堂:談談馬來西亞的選舉(西馬)」(5/16),店主人偏好這種調性,期望每月至少一場這種講座,讓腦袋好好運動一下。(已經兩張A4了,該停下鍵盤囉!郭達年的音樂特質,黃衍仁詩意的創作「轉念始於足下寸土」,藝術家與民眾共同創作,或是素人創作的部分就打住了不談。)













吳文基:雨傘運動:香港社運音樂的愛恨情仇
音像星期五:6/1(星期五)晚間19:00-21:00。在地方人文飲食館。

這又是一場因為講座,而衍伸出的講座,講者吳文基來自香港。因為店主人碩士論文的題目與客家語有關,而台灣的客家語可以細分為四縣(又分南四縣、北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簡稱「四海大平安」),為了精確掌握語料,曾經進行客家語詞彙、語音的辨識訓練,再加上認識些許亞洲其他國家的同學、朋友,大致可以區隔出差異。當文基點餐時,便察覺來了位他方的朋友,也打定主意,一定要請他在講座QA中提問,聽聽非台灣的朋友,對於「文字作者與影像作者的對話」這個講題內容,有些什麼想法。也在會後對話中,得知文基是位藝術策展人,來台灣攻讀碩士學位,論文題目在討論香港雨傘運動中的音樂。

這是個有趣而陌生的題目,只記得台灣318太陽花學運的音樂有「島嶼天光」(滅火器, 2014)、「入陣曲」(五月天, 2013)兩首,而香港雨傘運動有「海闊天空」(Beyondm, 1993)一首,很好奇這樣的題目可以如何開展。結果得到的回覆更讓人欣喜,香港雨傘運動期間,音樂創作活躍,文基自己也參與策劃了「 革命中的廿四小時 24 Hours in the Revolution 」活動,以街頭表演的方式,用音樂描述社會現象與自身想法。換句話說,文基所說的運動音樂,是近乎地下音樂、獨立音樂,甚至可能是即興創作類型。似乎沒有聽過台灣太陽花學運有過類似的活動,所以很難想像那是個什麼樣的風景。

另外,聽到文基提及「海闊天空」這首歌,不論是就歌曲名稱、創作原意,與運動的訴求,其實是有衝突的,挪用成為運動的主題歌,基本上充滿著矛盾。這段言談,對店主人來說充滿著理解上的負擔,就詞彙語意來說,「海闊天空」可以衍伸做為新氣象的象徵,文基所謂的衝突所指為何?恐怕得要重新理解雨傘運動的訴求是什麼?「海闊天空」的創作原意是什麼?才能知道所謂的衝突與矛盾是什麼?

用藝術參與社會,以柔性的方式,傳遞價值理念,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概念,而文基所要談的、所操作的,又是更近一步「行動藝術」的課題。究竟行動該如何行動?以什麼樣的形式行動?行動本身的內涵為何?行動如何與議題對話?如何讓人理解行動?光是想像,就有一堆的好奇與疑問,等著文基來解謎了。

相信眼尖的朋友一定發現了,在地方人文飲食館的講座,不會避諱敏感議題,講座設計得有點迂迴,卻又是正面的面對問題。希望朋友們一同思考生存環境的未來。

因為機緣而參與,因為參與而圈粉

因為機緣而參與,因為參與而圈粉 我是高雄第一社區大學的講師,第一社大為了推廣文學閱讀,與高雄文學館連結,借用文學館二樓閱讀空間,開設我的「給自己的閱讀筆記」,以及邱瓊慧老師「閱讀經典文學」兩門課程。在空間地利之便,有機會結識館內同仁。因為「閱讀筆記」的課程策略,以九週次的時間,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