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三十一期「籃城集英館」

武館和拳術：庄頭意識的軌跡

（吳宗澤/撰文。引自吳宗澤個人臉書專頁，2019,12,30）

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三十一期「籃城集英館」(2019/12/30, No.31)

「師傅的機關藏在倉庫裏」唯有領悟的人，方能理解每個拳架，它真實的意涵，師傅只管領進門，修行看個人。

今年十月，由暨大人社中心在籃城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的籃城武術研討會，分別邀請屏北社區大學的鄭中信老師、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的郭應哲老師，針對籃城的武術和師傅們進行的探討。

鄭中信分享的題目是「影像數位集英館」，約莫數年前，他住在籃城時，針對集英館的拳頭師傅做一系列的訪談，希望透過師傅的生命史訪談，拚奏出集英館的樣貌。這次將當時的影像紀錄在針對拳頭師傅們撥放，卻形成一種有趣的畫面，台下的師傅看著當時採訪的內容，看著影像中的自己，卻又不斷的回憶起更早期的故事，不斷站起來發言、補充，也補充我們對籃城武術的認識。上述的影片目前收錄在「跳格子(Chronicles Film)」的部落格中。

在前面經驗性的回顧後，我們得知籃城的拳術屬於「南太祖拳」的「短肢鶴」，遽聞有拜白鶴童子，但我沒見過。以前晚上練拳，聽到鼓聲後，就聞聲去到那邊集合，每次地點不一定相同，多半是巷弄或是門口庭，基本練拳的人數都在40-50上下。大家都是鄰居、親戚、玩伴，拳術的傳承是上一代教下一代，籃城集英館的開館，是由外面請師傅近來開館傳授，師傅叫江朝月，又叫阿月師，當時只是一位年僅不到二十歲的小伙子，連開兩館後，剩下的就是村莊人自己教自己人。

這個館的意思近似補習班一期的教程，最初只教最基本的馬步和拳母，而開館的期間，村莊的人必須提供師傅吃住，以及穀子作為學費。郭應哲指出這是和北派武館很不同的地方，北派的武館注重師傅一脈相承，所以常常探究師傅是誰，而在籃城它是藉由開館，由整個村莊下去習武傳承的，而非有一個門派武館，門下有很多徒弟。整個社區都是上一輩、下一輩的師兄弟、親戚、朋友的關係，會的教不會的，想學哪一套拳的，就去找哪一位精通的長輩學，代代相傳卻比正規的武館更為草根、人情網絡更為綿密。

郭應哲表示，台灣的武術非常自由，即便同樣一套「太祖拳」，去到不同的村莊，最後都會落地生根長出它自己的樣貌，正所謂「同館不同師傅」，這也是台灣各庄頭的武術看似相同卻五花八門，能代表庄頭自身的特色卻又彼此尊重。基本上我們可以說武術在台灣各地的庄頭開枝散葉，藉此可以窺探台灣早期庄頭的活力來源，也是社區很重要的認同來源，因為居民對於練武，他們有集體記憶和情感存在。

武術每個動作都有它的學問在，既是身體的記憶，也是身體的技藝。例如「請拳」，請拳藏有一個門派的精隨，端看出來的手勢和型，就是認同派的師兄弟們，等會必定要熱絡一番；平拳立掌，普遍的意涵是「五湖四海皆兄弟」；而請拳也可看出來者的意圖是否不善，一請大家就知道要來踢館了；另有些門派的請拳，則暗藏玄機，請拳中藏摔技。籃城集英館的請拳就和一般五湖四海的請法很不同，左右手的手勢是相反的，這當中暗藏一個「反」字，即有可能說明在籃城遷移過程中的清代將軍，有打算反清復明，此解讀仍需加考證，但它有自己的脈絡和獨特性。

武館的式微，伴隨傳統文化的沒落。現今籃城會打拳的長輩平均年齡都在八十歲以上，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最早期庄頭練武是為擁有自治的武力，每當有外庄來犯，如搶水的問題，地方的庄頭就透過武力的方式來解決，籃城練武就是和上游的村庄搶水，另一個則是為抵禦山上的原住民族群下山出草。

開館有一百年歷史的集英館，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日治時期的水利修繕完畢，日後透過水利會調節各村庄水源灌溉的時間，早已失去它最初練武搶水的目的。其次，早期的農村社會是白天種田、晚上練拳，練武也作為休閒和社交目的。但現在的小朋友晚上則是上補習班，或在家寫功課、看電視、上網，相較於練拳，可以選擇的內容更加多元豐富，而練拳並不能使人在這個社會上更出人頭地，也讓許多家長不願意讓小孩晚上出來打拳。其參，國家治理的模式改變，現在有問題，不能透過拳頭來解決，而是仰賴警察和法律，以往武館透過練武來獲得武力自治的功能，也變得無從發揮。庄頭武術的式微，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結果，而長輩面對武術的逐漸失傳，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時代不同了，生活也不一樣了。」面對時代不同和生活的不一樣，探討籃城集英館的武術，又能夠讓我們獲得怎樣的啟發呢？

社區營造二十年的過程中，強調由下而上，以人為主體的營造，希望可以打造社區共同體意識。但我在庄頭過往的武館經驗中，發現有別於此的特徵，我將之稱為「庄頭意識」，而武館正是這庄頭意識的核心，透過村庄練武、習武的過程，更加鞏固農村裡的人際網絡，這是整個村庄共同參與的事件，每個人的關係既是師兄弟姊妹，同時也是親戚，無論男女都共同參與練拳的過程，也在對外參與「武陣」、「金獅陣」的過程中，透過遊行、展演，再次型塑自己的特色跟認同。

庄頭意識是如何運作的，首先我認為它是一個確認「敵我」、「內外」的機制，透過武館的探討，我們知道它有「外庄」搶水的問題，也有原住民出草的「外敵」存在。它的目的在於保存延續村庄生活，透過把外人設定成假想敵的方式來凝聚庄頭意識，我們必須武裝起來，以面對他者的冒犯。這樣的庄頭意識其實離我們並不遠，即便現今在台灣各地的農村，傳統的血緣、地緣關係仍持續運作，透過武館形塑自治的想像和假想敵，仍得以繼續動員和號召庄頭、凝聚和排外。所謂的鼓聲正是這樣的隱喻，當鼓聲響起，古老動員的方式便喚起，而「庄頭意識」和「社區共同體」是共存於當代社區中，甚至庄頭意識本身就是古老的社區自治的代表，並且重新轉化社區營造的內容。

令我印象最深刻是近期的某日晚上，我在社區的活動中心，看到社區的婦女們正在學警棍的練習，這套警棍練習的編排，正是把籃城的武術揉合進去，一方面則扣著社區巡守隊的脈絡底下發生，一方面是用作成果表演。當時我看到正是庄頭意識，透過社區的巡守隊重新強調「內外敵我」的分別，預設假想敵，我們必須習武動員起來，籃城的庄頭意識藉由警棍練習和成果發表，又再次活絡起來。武術以它意想不到的方式延續，庄頭意識又同時轉譯社區營造的過程。

庄頭武館，何嘗不是我們所嚮往的江湖，它有各種的規矩，可以看到社會的縮影，同時又是各種技藝（身體、武術、交陪、藥草等）／記憶和情感的匯集，可以動員，又是歷史和文化的認同，而它的式微，也可以看到庄頭的政治和自治力被國家削弱的過程，在這個江湖中，我想「念念不忘的，必有回響」，如今越來越強調各個社區自己的特色，庄頭的武館在本土的文化中重新強調，古老的動員和社區營造的匯聚，是否能夠重新復興台灣農村的武館文化，我想關鍵仍在於能否回答，武館在當代的意義為何？不僅僅只是文化上傳承，更是意義和功能的再創造。

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三十一期「籃城集英館」(2019/12/30, No.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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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三十期「巷弄角落藝術」

藏匿在角落的藝術：籃城巷弄中的影像實驗
（鄭中信/撰文）
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三十期「巷弄角落藝術」(2019/12/21, No.30)

對於生活環境的景物，乃至於景物的種種轉變，稱之為「住民」或「居民」的群眾，通常有幾種型態。一種是對周遭環境的視若無睹，縱使每天遊走在街頭巷尾，處理各種瑣碎雜事，日常幾乎身處其中，卻不曾定下腳步，駐足欣賞生活中的景觀。一種是對生活習慣的若有似無，對於事物的變化，彷彿有些印象，記憶中始終存在著殘影，好像熟悉某種聲響或氣味，卻又說不上來的模模糊糊。一種是對自身經驗的瞭如指掌，對於關注的焦點，始終保持著新鮮感，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可以看見常人所忽視的人事或物件，鉅細靡遺的敘述各種細節變化。

這種對生活環境瞭如指掌的型態，可能關注的對象極為細微，微弱得不足以特別提起，也有可能極其特殊，純粹是個人興趣使然下的發現。但是這些微不足道的、特殊興趣的種種觀點，卻可能觸發其他住民或居民的生活感受，開始看見生活中的景物變化，增加了感知環境的動力。角落藝術的存在，讓觸動成為可能，拉近了個人與他人的距離，也改變了群眾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在2013年底，有位在埔里鎮工作，於籃城里租屋的青年，因為參與社區資源調查活動，學習了身體五感的知覺方式，讓自身浸營於住所周邊的環境中，利用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的方式，徒步於籃城巷弄中，感受紅磚牆的古樸氛圍。在試圖重合生命經驗與地方記憶的過程中，發現紅磚牆對於歷史的不可替代性，尤其是曾經歷經1999年九二一地震災區來說，大規模的重建變革，過去的街景已經不復存在。在新式的建築叢林裡，巷弄中斷續出現的紅磚牆，固然呈現頹圮、斷裂、傾倒的樣貌，但是它們的存在，依然微弱而堅實的揭示了曾經的景象。

為了紀錄這些殘存的牆面，在不懂建築術語的狀態下，這位青年用自己的身高做為標準，發明的「與肩高」、「齊眉高」、「額頭高」的個人術語，為每一個片段的牆面註記。並且邀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的幾個朋友，用影像拍攝的方式，捕捉籃城巷弄中的風景。而活動過程意外引起社區學童的興趣，甚至加入拍攝的行列，消解了青年們對於社區的陌生感。不僅遊走於各個孩童的私密路徑，進入了許久無人使用的廢墟，甚至將路邊的各種花卉盆栽，當成玩具一般把玩，也認識各個住家門前瘋狂吠叫的狗，在呼喊牠們的名字之後，逐一的停止警戒。

兒童們的生活日常與環境想像，更為不起眼的巷弄增加了童稚氛圍，讓巷弄不再是單純的空間，每一個可見的對象，彷彿開始有了它自己的名字。於是，在這兩次活動的觸發下，策劃了農曆年節的角落藝術展。意圖以當時遊走的巷弄，做為展示影像的場地，將創作的照片吊掛在紅磚牆上，讓經過這個空間的人群，可以感受到青年們與孩童們所看見的地方風景。

原本只是呈現個人經驗的攝影展，卻也意外的成為行動藝術。社區居民紛紛同意在自家外側的牆面上，吊掛關於自家的景象畫面，有了良性的互動關係；社區學童也自願進行影展的吊掛作業，不僅幫忙整理照片，還進行選址的工作。他們有限的身高促成了獨特的景觀，在能力所及的狀態下，於高高低低的磚牆上，掛上高高低低的照片。有些照片的高度，符合孩童身高的視野，卻讓成年人必須彎腰才能夠詳細的觀看。

有些照片固然符合成年人的高度，但是吊掛在花盆或土堆附近的照片，卻也將孩童們努力的痕跡暴露無遺，彷彿可以看見孩童們踏在這些充當階梯的物件上，嘗試將照片吊掛得更高的景象。另外，相框還會因為風的吹拂而旋轉、纏繞，偶而會被翻面，淘氣的以黑色的背版面對觀眾，讓觀者不得不出手翻轉相框，才能看見相片的景致，成為互動式的展示。相框擺設的位置與變化，因為豐富的參與過程以及環境因素，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照片陳列，相片與巷弄的關係，甚至相框與人際的關係，儼然成為角落藝術的另外一種風景，超脫了相框中的影像，讓整個巷弄都成為藝術。

這個角落藝術展，獲得許多的回饋與支持。不僅在農曆年節期間，提供了休閒遊憩的所在，讓許多返鄉的民眾，看見暫居埔里的住民與社區兒童的籃城。影像展也讓活動於村莊巷弄的住民減緩了腳步，觀看兒童高度視野下的街景，觀看平時不常注意的景象。角落藝術也提供了許多的話題，讓村莊的人際開始變得不同。這項策展活動僅僅只是突發性的嘗試，卻獲得許多深刻的回響，所以願意將這樣的經驗分享，撰寫成這篇文章，提供給有意策劃相關計畫的社區或團體參考。

備註：
1-本文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2014 N個創意到農村」優選作品。
2-本文獲邀刊載於「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2014.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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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三十期「巷弄角落藝術」(2019/12/21, No.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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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在地方好》訂閱絮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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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內心版：

好吧！都已經編輯了22期的《在地方好》了，才突然想到，可以用e-mail的方式寄送，讓更多朋友看看。在沒有事先徵詢的狀況下寄發，應該騷擾了不少人。然後，在寄送了第29期的刊物之後，才被啟發，可以建置Google表單，提供線上訂閱的訊息。可見撤銷「在地方人文空間」的行號之後，還真是讓自己的節奏大亂，無法好好的規劃。

回顧過去，為了創業，大概預備了快兩年，卻在資金壓力下，一年半就到達停損點了。面對波折之後，卻也沒有後悔，又慢慢回到了軌道。意外的驚喜是，利用自家的客廳辦活動，有了更大的揮灑，氣氛更輕鬆活潑了，內容也意外的深刻，讓人難以統整、消化（哈！）。可以預想，刊物內容應該會越來越多元、有趣。（想問問，有沒有人願意贊助《在地方好》呢？麻煩留言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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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版：

創辦「在地方人文空間」(2017.12.1)的核心價值，是經營地方，發現並累積地方特色，意圖建構地方文化圈的願景。認為越是體現在地文化，越能擁有與世界對話的條件。因此，定期舉辦沙龍分享與課程活動，邀請周邊居民、地方達人擔任講師，儲備地方能量。在撤銷行號之後(2019.7.1)，改以更活潑的方式，定期在自家客廳舉辦沙龍，持續邀請各方朋友，舉辦分享活動。

在經營一年多，累積大量資訊之後，發行《在地方好》(2019.4.6)獨立刊物，整理空間舉辦的各類沙龍筆記，以及個人參與研討會、工作坊、講座、活動的紀錄，或是觀影心得。期望透過資訊的分享，促成更多的對話，創造更加豐富、多元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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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二十九期「籃城生活」

籃城深夜：食堂記趣

（鄭中信/撰文）

這是2013年埔里籃城正在發生的故事，一個存在於農村社區，不定期開張，關於深夜食堂的故事。對於「深夜食堂」新詞彙的使用，在這一年的臺灣蔚為風潮，這個詞彙的出現，來自於日本漫畫家安倍夜郎於2006年創作的連載作品，這個漫畫在2009年拍成電視劇，自從2013年臺灣公共電視播出後，觸動了龐大的夜貓族，形成極大的迴響。影片中的食堂概念與形式，不斷在臺灣各處的辦公室、工地、校園……等等不同角落，在徹夜未眠的生活形態中，持續的複製、變形。「深夜食堂」與宵夜、廚房悄悄的畫上等號，以一種集團的面貌，陳述著一則接著一則的友情故事。下面我要敘述的，也是關於深夜食堂的情感故事，只是這個食堂的深夜不是凌晨十二點，它的深夜在晚間十點就已經開始。

已經確定考上人類所的他，在4月18日進入到這個地方，他對於未來還沒有具體的想法，對於居住籃城的意義，如何與學位論文接軌，也處於不著邊際的摸索之中。唯一可以稱得上答案的答案，便是要把自己的身體，投入農村的場域，用真實的汗水，體驗耕作的歷程，讓身體和農民呼吸相同的空氣，飲用相同的水源，感同身受的體認在地居民的一切，他想與田野山林呼應，產生和諧的共鳴。他總是穿著舊舊的暗褐色涼鞋，固定住腳跟的皮帶，始終踩在腳底，讓涼鞋離不開地面的拖行，在地球表面留下淺淺的痕跡。他穿著及膝的短褲，以及鑲著黑邊的運動背心，半長不短的頭髮因為未曾整理而亂翹一通，造型類似於風靡一時的流浪漢犀利哥。他看似不修邊幅的邋遢外型，房間卻是出奇的簡約、乾淨。位在透天厝三樓的房間，兩個牆面安裝著舊式木製的窗框，方形具有花朵裝飾的毛玻璃，輕輕的鑲纖於木條之間。約三、四坪的空間裡，只有三張添購的榻榻米、一床整齊擺放的輕薄毯子、一座檜木的古樸衣櫃、一張五金百貨行購買的木製拼裝矮桌、一具安裝黃色燈泡的檯燈、一台筆記型電腦，還有一根裝飾用途，直徑莫約十公分的枯樹枝，極具造型的豎立在房間夾角，高高的頂住天花板，這些就是他房間的全部。

籃城社區是個純樸的農業小鎮，它在埔里市街與中台禪寺之間，只有一條彎彎曲曲的主要幹道，房舍錯綜的分佈在街道的兩側，細小蜿蜒的巷弄，讓整座村莊如同迷宮一般。他的出現，讓村莊增加許多話題。村民並不厭惡他的到來，反而感到萬分好奇，對於這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究竟出自於何種心態來到這個偏僻的小鎮，又想要在這個地方做些什麼，眾人的心中充滿疑問，卻也有著淺淺的期待。他居住在街道深處的獨立透天樓房，是屋厝中唯一居住的男性，同時也是廚房的主人。他擔任著所有房客的伙食，幾乎每天夜晚都會開啟爐火，為樓友們準備儉樸的晚餐。從食材的準備，到烹飪的工序，種種纖細的考量與程序，讓女性的樓友們無法輕易取代他的地位。在入厝的那天，他便躊躇著深夜食堂的運轉，因為他知道那棟樓房，即將成為各地伙伴交換心得的平台，暢談心中抱負與理想。在農村的生活空間裡，沒有鹹酥雞、關東煮、清粥小菜，適時的提供點心，恐怕是必備的工作。

村民通常在晚餐過後，簡單的與家人、街坊鄰居閒話家常，便早早入睡。大約在十點之後，城鎮的活動便會隨著村民的睡眠而暫停，時間會如同靜止一般，進入屬於夜晚的寧靜。青蛙和昆蟲的鳴叫，如同春季夜間的睡眠曲調，規律的演奏著，夜鶯斷續而清脆的嗶嗶鳴聲，時遠時近的繚繞，如同巡邏的守衛，在天空看護著這座小鎮。在這個自然和諧，時間靜止的時刻，各種人為的活動，彷彿會不斷的擴張、放大，讓機械的摩托車噪音，輾轉成為轟然巨響，讓客廳與房間裡的談話，轉變成為劇場表演。他相信進駐籃城的所有的過程，他們所談論的一切，將會隨著寧靜擴散，逐漸讓村民瞭解、接受。

深夜食堂的提前開張，是在4月24日的晚間十點，那純粹是個意外，因為太過匆促，使得這天別具意義。那天晚上，我與他各自抱著咕嚕咕嚕叫的肚子，一同到埔里鎮上的「日月人文藝廊」，聆聽兩位創辦人的心路歷程。雖然會場提供蛋糕、餅乾、果汁，但是基於個人的顏面，體諒其他的賓客，並沒有在藝術空間大快朵頤，倒入嘴巴中的少許點心，無法填飽空虛的肚囊。再加上個人好奇心的驅使，會後依然欲罷不能的追問著藝術家的創作理念，這種自虐的舉動，讓離開會場的我們，飢餓到極致，亟需尋找食物裹腹。我在籃城入口處的全家便利商店，匆忙的購買了39元搭配消費的蔥麵包與光泉米漿，短暫的微波加熱後，驅車到達他的住所，準備繼續討論座談之後的想法。沒想到，蔥麵包的香味充斥整個客廳，竟然誘發所有房客的食慾，催促著深夜食堂的開張。就在七嘴八舌的簇擁下，廚房的流理台便準備好了薯餅與雞蛋，鍋具也一應俱全的擺設完畢，做為影像工作者，我也整裝完畢的隨伺在旁，準備紀錄歷史性的一刻。

食堂開張的時間，其實也不算深夜，在簡樸的農村中，夜晚十點的氛圍已經有凌晨十二點的錯覺。他在十點時分，轉動瓦斯開關，點燃火焰的瞬間，輕脆的聲響傳遞整個村莊。當鍋中的沙拉油出現油紋，他便輕輕的將薯餅放到油鍋之中，耐心的等待餅皮慢慢變成金黃。然後，著手將兩顆雞蛋打入碗公中，以一種不算快速的規律節奏，充分的將蛋黃與蛋白打散、混合，打算在薯餅預熱之後，裹上薄薄的蛋液，然後再下鍋煎炸。滋滋作響的餅皮，觸動著所有人的神經，也牽動著味蕾。當廚房的香味傳遞到小小的客廳，我深深覺得這樣的聲音與氣味，應該也傳遞到整座村莊，不少人會因為食堂的活動，也跟著從睡夢中醒來，靜靜傾聽一群青年的夜間活動。我與他都相信，這天深夜食堂的開張，將成為隔日村莊的話題。

只是，食堂開張的過程，其實運作得並不順利。就在薯餅完成預熱，裹上蛋液之後，第二次放入油鍋，沙拉油與蛋液的接觸瞬間，並沒有出現滋滋作響的聲音。我看見他皺起了眉頭，然後與他同時迅速的彎腰，觀看著瓦斯爐的火焰，殘存的焰光正如同燃燒殆盡的火柴，逐漸的變色、變小、閃爍，然後消失無蹤。他不敢輕舉妄動，沒有再去碰觸薯餅，他蓋上鍋蓋，打算用僅有的餘溫，將薄薄的蛋液悶熟。他轉身察看瓦斯，才赫然發現瓦斯桶的年齡，一個民國八十五年製造，半公斤裝的瓦斯桶，已經足足陪伴了他一個星期的時間。我吃著他驚險完成的作品，話題早已經從人文藝廊的分享，轉向食堂的運轉與社團的經營。深夜食堂的第一天，瓦斯用完的故事成為友人談笑的話題。寧靜的夜晚，果然讓所有的聲響與氣味得以穿透、擴大，這天夜晚所發生的故事，也成為社區的傳奇。我有幸參與這天的故事，也紀錄了這天的過程。

備註：

這個食堂究竟還發生什麼故事？與其聽我說，倒不如撥空拜訪這裡，聆聽他的娓娓道來，甚至可以親身參與，締造另一則食堂的新鮮故事。這個食堂的菜餚究竟好不好吃？坦白說，料理所展現的滋味，與五星級餐廳、路邊攤小吃的味道有很大不同，它更像是青年的純真、農村的純樸，兩種氣質的完美融合。在這裡可以吃到食物的真正味道，可以感受自然生活的愜意與朝氣。這個食堂是真實的存在，而且正在發生，我在籃城，見證這個故事。

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二十八期「農村的遠見」

梅花鹿的復育

（鄭中信/撰文）

關於公共電視(2019)《農村的遠見》第二季第1集〈東方白鸛的天空：日本豐岡市〉，從1971年最後一隻野地的東方白鸛滅絕，作為切入點，回顧過去慣行農法的耕作概念，在開闢山林，增加農耕的面積，使用農藥或器具，藉以清除任何讓農作物減產的物種，使得原本棲息於豐岡市的東方白鸛，逐漸減少，最後在野地中消失。

不單純是對於生態的反思，日本也開始反思人與自然的關係，試著處理人口外移，農業逐漸沒落，以及日趨嚴重的高齡化問題。在還原自然原本的生態環境，有助於回覆物種多樣性，也將有助於建構適合人居環境的想象中，豐岡市因此成立特別的處室，順應當代友善環境的氛圍，透過東方白鸛的復育，喚醒地方記憶，建立友善農業的認同感。透過召喚過往生活環境的美好，架構居民共同的願景，扭轉與量產農作的觀念。這個處室的功能，在積極說服農民改用友善農業（或自然農法），進行環境復育的宣導；給予經費資源，說服具有農事經驗的年輕人留鄉或返鄉，協助建立品牌，並且協助產銷。以積極與學校合作，定期推動環境教育，體驗農事生活，食用在地生產的糧食，觀察野地生物（尤其是東方白鸛），建立在地認同。設立專責組織，進行東方白鸛的復育，雇用在地員工，以利地方認同、復育任務的建立。當東方白鸛於2006年正式野放時，特別邀請公爵皇子主持儀式，在皇族的加持下，確立豐岡市東方白鸛品牌。

臺灣的生態復育相對可愛、單純，生態是生態、經濟是經濟、政策是政策，沒有太緊密的利害關係，讓生態維持著純粹性。當然，也因此容易出現立場的歧異。例如：當野生動物進入農作區域、生活空間，居民便會提出過度復育、適時補殺的聲音；當保育議題、環境問題、健康議題再次浮現，復育的聲浪又會蓋過質疑的聲音。臺灣獼猴、臺灣梅花鹿是普遍討論的對象。

臺灣野生梅花鹿因為獸皮討喜，成為外銷的商品，在大量捕殺下，於1969年絕跡（比東方白鸛1971年還早絕跡）。後來，在1984年於墾丁國家公園開始復育計畫，歷經十年的時間，在1994年（絕跡的35年後）於社頂公園完成第一次野放，至今已經有兩千頭的野地梅花鹿。臺灣應當感到驕傲，對於生態復育的觀念與技術，與日本不遑多讓。只是，廿世紀末的臺灣，人口外流、高齡化問題尚未被廣泛討論；慈心基金會與林務局合作的綠色保育計畫，傳遞友善耕作的綠保標章，在2010年才開始推動。野放在國家公園的臺灣梅花鹿，焦點很單純的圍繞在生態保育，並未與地方品牌、地方特色連結。另外，當臺灣已然面臨與日本類似的人口問題時，也沒有即時的學習日本經驗，因地制宜的設置地方權責單位，將生態環境、產業形式、人口政策連結起來。使得生態、經濟、政策，處於無法磨合的狀態。

日本豐岡市為了解決人口流動與高齡的問題，以「地方創生」的架構，將人口、產業、生態包裹，強調以人為本質，找尋人與自然共存的方式，固然消費了自然生態，卻也找到了復育生態共識。臺灣不必模仿日本模式，卻也可以作為參考。

群落生境的想像

（鄭中信/撰文）

在公共電視(2019)《農村的遠見》第二季第3集〈德國施瓦本山谷，美麗諾羊的故事〉節目中，提到「群落生境Biotope」、「生物圈保護區」兩個概念，企圖突破保育影響發展。群落生境（Biotope）是個生態系統的概念，只是這個生態系統可以在任何的空間、物件，不只是自然生成的場所，舉凡人造的防風林、土丘、水池，只要有獨特的、不可或缺的生態系統運作，便會是群落生境的範疇。而空間、物件的面積、體積並沒有限制，這也讓生態系統的觀察與討論，可以有更大的擴展，與人文歷史也有了密切的連結；這也讓民眾得以參與其中，協助建立保育的概念，因為生活環境、日常活動中，隨處可能有群落生境的存在。

試著提供幾個臺灣觀察。在過去，枋寮鄉與佳冬鄉的養殖專業區，臨海的沙灘，曾經有大片的防風林（木麻黃），阻隔了強風，也有護灘的效果。因為養殖漁業的發展，提供了鳥類（鷺鷥）的食物，尤其病魚因為游泳能力較差，活動區域接近於水面，成為鳥類絕佳的捕食對象。鳥類捕食病魚，減少了屍體，病菌危害也隨之降低，是維護養殖漁業的生態醫師。而這些鳥類的棲息地，便是種植於沙灘的防風林，時常可以看見大批的鷺鷥，在木麻黃上築巢，形成區域特殊的景觀。後來，隨著木麻黃的老化傾倒，或是因為開發而砍除，棲地越來越少，鷺鷥的數量也逐漸減少，透過食物供應，維護養殖健康的機制逐年降低，鷺鷥林的景觀早已不復存在。這個臺灣版本的群落生境，鷺鷥、養殖漁業（人類行為）、木麻黃（人工種植）、維持著區域性的生態平衡。但是，鷺鷥林是否重建，可能陷入膠著。因為養殖密度逐年提升，超過單位容積的負荷，病害因此越趨嚴重，連帶使用藥劑的頻率、濃度逐年提升，病菌的抗藥性隨之增加。人類行為的改變，促成生態無法重現。捕食病魚的鳥類，成為傳遞病菌的來源，飛行或停留過程的排遺（糞便），會將別處的病菌，帶到尚未感染的區域，讓部分養殖戶避之唯恐不及，而有驅趕、捕殺、毒害的行為。這也讓養殖漁業的負擔（成本）越趨增加，病害管理與維護，將全部由養殖戶自行處理。

另一個例子是楊梅客家的艾粄，植物生態、農耕產業、飲食文化、祖先信仰有緊密的連結。艾草的生長季節，主要在清明節前後，楊梅客家人會採集艾草，進行乾燥，製作成綠色的米食糕點「艾粄」。而艾草生長的地方，正是稻田收割之後，靜置休耕期間，所長出來的植物，與農耕息息相關。因為艾草生長期接近清明節，艾粄的製作也成為清明祭祖的必備供品。當農耕日漸消失，可以想見艾草也會逐漸減少。在材料（艾草）取得不易的狀況下，艾粄的製作會越趨困難，清明祭祖的供品被其他糕點取代，大概也是遲早的事。除非，楊梅客家願意接受艾粄成分的改變，或是艾粄的消失，透過復耕，回復群落生境，是可能的行徑。

德國透過沒落的產業，美麗諾羊的放牧，維持住草原種子散佈的機制，從群落生境的概念逐步擴大，維護了施瓦本山谷的草原生態，達到生物圈保護區的目的。因為自然生態的維護，回過頭來，也為放牧找到重新的定位，從過去的羊毛供應，改換成羊肉、皮革，以及觀光產業的發展，讓自然保育、人文歷史、產業活動得以有效的連結，不再因為衝突，出現二元對立的概念，值得臺灣反思。

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二十七期「魯凱學研討會」

找一條回家的路：莫拉克災後十年第二屆魯凱學專題報導

（鄭中信/撰文）

原文刊載於[魯凱學月報]12月號, NO4

在2017年魯凱民族議會成立之後(4/3)，隨後便籌劃舉辦第一屆魯凱學研討會。當時，借用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位於瑪家鄉原住民文化園區）場地，以「共築回家的路-魯凱學研討會」(12/8-9)為題，範圍涵括東魯凱、西魯凱及下三社群，設定土地、文化、語言、歷史跟自然資源等五大主題，期望透過學術研討會，讓族人更加認識自己，建構知識，找尋文化延續的路徑與方向。活動的深獲肯定與迴響，醞釀了第二屆的舉辦。

今年(2019)由魯凱族民族議會與台灣原住民文化永續發展協會所共同籌畫下，在長治百合部落園區的魯凱皇家學院，舉辦了第二屆魯凱學研討會。在莫拉克風災(2009)十週年，於災後重建永久屋工程區域，邀請林益仁教授專題講座，分享莫拉克風災之後，原住民共同重建歷程的研究。以「找一條回家的路-魯凱學研討會」(11/22-23)為題，討論「災難、遷村與社會韌性」、「傳統生產與部落永續」、「文化資產與傳統復振」、「族語構詞與書寫」、「族語教學與研究」、「部落文化與生活」等六個主題，邀請專家學者、社團組織、部落族人撰述論文，特別具有意義。研討會第一天的議題，涵蓋原住民防災的傳統知識、動遷的社會脆弱性議題、災後部落產業發展、環境教育與環境倫理的部落實踐等。也關注部落面臨自然與人為變動，災難頻繁的時候，族人如何在面對持續的變動，進行調整的過程中，如何保持社群關係，協調生技資源，如何與週邊其他社群互動。同時，也探索原住民族傳統知識與科學知識如何連結，建構適合部落減災與調適的策略，增進社區韌性的永續發展。也從部落文化景觀所呈現的空間意義，疏理出環境變遷下，鑲嵌在自然環境中的部落文化空間知識，藉以啟發未來部落，適應變遷及建構韌性。

為了呼應當前族語保存的政策與趨勢，在族語作為主體的設計下，大會特別在研討會的前一天晚上 (11/21)，安排暖身講座，邀請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齊莉莎博士，討論魯凱族語言的特殊性。第二天的議程，則是完全以魯凱族語發表。這項以全族語進行學術研討的方式，期盼成為研究在地化、學術民族化的先例和典範，創造台灣學術實踐的新里程碑。

走動、敘事與生態照顧：一段遇見原民獵人的個人旅程

林益仁專題演講

（鄭中信/筆記）

林益仁提及台灣的環境與生態研究，很政治的被學術界切割成政治/非政治、環境公害/自然保育、物理化學/生物、自然科學/社會政策等次領域，以至於難以處理諸如生態保育與狩獵文化之間的關係，讓兩造立場的族群，處於對立面，無法對焦討論。於是，試著從生物必須透過「吃」，才能維繫生命的提問，重新詮釋生態學，處理狩獵的宇宙觀。

林益仁以關鍵詞「生態照顧」(eco-care)貫串演講，說明「care」是幫助他者(the other)成長的意思，而「eco-」在希臘原文中，則是家的意思，生態學(eco-logy)是討論家的學問。於是「生態照顧」的詞彙組合，是「如何視周遭陌生人或是非人為同一家人的一切努力過程」，而生命賴以維繫的「吃」，正是最好的範例。

因為「吃」是很暴力的事，不論吃的對象是動物還是植物，一旦發生吃的行為，就會有生命因此而破碎。弔詭的是，如果生命沒有食物可以吃，便無法維持生命，也會因此死亡。因此，吃是維繫生命的必要行為，吃與被吃之間，除了是殘酷依存關係之外，會不會也是種慈悲的照顧。

他在文中提到，曾經聽過泰雅耆老的敘述「當一個好的獵人死去時，他的靈魂將會和死去的獵狗以及獵物一起走過彩虹靈橋」。獵人與獵物從來就不是敵對關係的他者，而是相互的依賴。在泰雅族的狩獵的文化中，獵人以崇敬的態度，善待捕獲的獵物，死去的靈魂便成為生命的一部分，讓生命得以延續。所以，當獵人死去，這些維繫生命、被善待安撫過的靈魂，也會跟隨獵人過橋。這種「不同生命體在不斷地彼此相互調整的過程中，整體性的網絡化於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中，而形成了一個它們彼此互相需求的支援系統」，將有助於處理保育與狩獵的價值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