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十一期「不得其所」

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十一期「不得其所」(2019/06/15, No.11)




為找尋而流浪:
談流離失所與不得其所的《白狗》

(鄭中信/撰文)

金寶藍(2017)《白狗》是一部自傳式電影(私電影、個人式電影),導演(作者)同時是攝影者和被攝者,記錄自己堆疊的搬家經歷,在各個居所的生活種種。導演總是在拍攝日常中的人、事、物,描述他者的影像故事時,暴露觀看的位置,攝影意識朝向自己,讓第一人稱的敘事聲音,在影片中迴盪。使得每則訴說他者的故事,不再是旁觀,而是指涉著導演自己。

導演從第13次搬遷開始敘說,由高處拍攝街道上零零落落的住民,觀看其他住戶在陽台活動,熟悉周邊環境。在發現鄰近工地,陡峭階梯旁的平台,有隻白狗居住,便以此為話題,走入社區與商家、住戶、路人對話。在第14次搬遷的故事,則是走進河道旁的木造涼亭,以居家環境、人群往來為話題,和在此歇息的婦女們閒話家常;走入老邁長者的房間,聆聽婦人追憶風光的青春歲月,試圖捕捉逝去的榮光。導演總在他人故事之間,剪輯自己晾衣服的畫面,透過近乎於每天都需進行的家庭瑣事,指涉著自己的日常與他人的日常並沒有差異。而這種刻意經營的同一性,卻始終被快節奏的搬遷破壞,導演的居無定所,促使她與他人不同。反倒是,透過緩慢的獨白,描述每次晾衣服,都會遇到下雨的情境,敘說失去的愛情,敘說親情的疏離、寵物的別離,對應著白狗的孤單與死亡,高齡者的健康與照護,老邁婦人逝去的時光,讓整部影片瀰漫淡淡的憂鬱。

閱讀影片名稱《白狗》,劇照是白色老狗的畫面,都鋪陳著描述的對象,是被拍攝的白狗,以及與他相關的人、事、物。但是,在第一幕茂盛的樹林,樹葉隨風飄蕩,摩擦出聲響之後,第一句字幕便是「白球(白狗的名字)死了,收養他的超市結束了29年的營業」,宣判了悲劇性的結局。爾後,導演逐步以倒敘的手法剪輯,透過街區打聽牠的來歷、性情、互動,找到收養牠的飼主,直到拍攝白狗的埋葬。盡力拼貼故事,也僅是白狗出現於街區之後的樣貌。牠自始至終是隻沒有來處,身世成謎的狗。影片企圖找尋「白狗的歷史」,最終仍須接受流浪的白狗,沒有過去。後來,與白狗有深厚情感的收養者,又以「在我心中,遺忘比懷念更重要」的方式撫平傷痛,使得白狗不再被記憶,失去了未來,如同不曾存在。這使得唯一可以證明白狗曾經存在的證據,是導演所累積的數位資料(或膠卷底片)。僅留存於錄像上的「此曾在」影像紀錄,預示導演的焦慮。

因為被遺棄而流浪,流離失所的白狗,吸引著居無定所的導演。導演並非無家可歸的無所之人,她在影片末尾回憶為親情而流浪的父親,娓娓道出「為了幫家人買房,爸爸長年在外工作,去了新加坡、越南、中國、安哥拉、摩洛哥......」離家打拼的家庭故事。分離之後的孤單,家庭成員們都試著找尋克服的方式,因流浪而贏得的房屋,雖然讓身體有了安頓的居所,心靈卻無法獲得安頓,家庭迎面而來的是父母親分離的婚姻。可以想見,因親情而流浪,因孤單而分離的家庭背景,使得導演的感情無所維繫、不得其所,走上不同的流浪之路。導演在獨白中,提到「我想尋找熱愛生命的方法」,揭示著居無定所的搬遷,是為了找尋答案的流浪。期望透過錄像的紀錄,證明自身的存在,避免被遺忘的結局。

另外,選擇自傳式電影的方式拍攝,不只是生活的紀錄,它同時也是療癒傷痕的方式。導演以「在我的故事裡,白球(白狗的名字)是消失的事物,是被驅逐、被趕走的事物,是我們不留心時,消失的事物,是再也找不回來,讓我們懷念的事物。但是當我開始拍攝時,白球回來了。牠沒有消失,還守著牠的位置」的獨白,搭配著男女老幼、攜家帶眷的人群,站在白狗生前居住的高地平台上,欣賞2017年新年煙火的影像,暗喻著記憶隨著情感、隨著活動而復現。雖然,影片結束得矯情,當第一幕的茂盛樹林再次出現,樹葉隨著大風劇烈的摩擦之後,隨而接續另一隻繫著項圈,白色的年輕流浪狗。稚氣未脫的出現在熱鬧街區,沿路跟著願意給食的路人,成為另外一個白球。看見了導演對於新生的想望,期待在不得其所的際遇中,看見希望的轉身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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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金寶藍(KIM Boram)(2017)《白狗》
韓國/2017/DCP/彩色/83min

參展與獲獎記錄:
2017 全州影展
2017 萊比錫紀錄片與動畫影展
2019 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2019巡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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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貼片:
談拉菲艾爾貝琪(2018) 《共域》

(鄭中信/撰文)

大量搜集歷史檔案,用古今對照的方式,並列影像,或是用馬賽克的方式拼貼地景,已經不在是特殊的操作概念。但是,鮮少有人使用電影畫面(或是錄像畫面),綜合拼貼技巧,呈現地方風景。因為電影成為影像材料,與流行產業、觀光文化有緊密的關係。

電影做為當代的娛樂產業,不論是科技的發展、產業的結構、讀者的觀看,都緊貼著流行的趨勢。如果地景不夠有名,恐怕不會吸引大量的遊客參訪,留下到此一遊的紀念影像。如果地景不具有足夠的特殊意義、獨特風格,沒有足夠數量的觀光客,便不會受到影視產業親睞,做為劇情發展的背景。地景本身不只擁有在地性的共同記憶,透過觀光行為和電影影像,也形塑了世界性的共同記憶。

當拉菲艾爾貝琪網羅拍攝法國的各類電影,萃取了拍攝法國地景的影段,再透過拼貼的方式,呈現出地景的整體樣貌,猶如畫作。這種拼湊的畫作,不僅是再現電影中的地景、歷史的地景,影像中不斷重複的動作,包含著各種類型電影,引領群眾進入當時的劇情(特效);乃至於不斷重複的鏡頭移動(晃動),看見導演的影像思考。各種樣貌的拼貼與重複,雜揉成為電影史、科技史的影像繪畫。讓所謂的「共域」,接近於觀賞(影視)的共同體,讓當代的讀者,透過已經成為繪畫的影像,閱讀曾經流行的文化。

備註:
拉菲艾爾貝琪(2018) 《共域》(The Common Space)法國/2018/DCP/color/1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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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十一期,PDF檔案下載處:https://reurl.cc/rjnm1

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十期「紙上音樂會」

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十期「紙上音樂會」(2019/06/08, No.10)



















雨傘運動:香港社運音樂的愛恨情仇

(鄭中信/撰文)

吳文基曾經在香港雨傘運動現場,用參與式創作的方式採集故事,再與音樂同好共同填詞、譜曲,進行歌曲創作。他以「雨傘運動:香港社運音樂的愛恨情仇」為題,討論香港雨傘運動(2014)的社運音樂如何產生(被選擇、被拒絕)、如何參與、如何傳唱。認為社運音樂可以分成幾個階段(包含類型),第一類是挪用現成歌曲,例如〈血染的風采〉(1986)、〈海闊天空〉(1993)做為代表活動精神的主題歌,群眾(或是聽眾)隨之唱和。第二類是藝術家做為主體,針對為事件或社群進行創作,例如郭達年、黃衍仁等等音樂人的參與,有〈撐起雨傘〉(2014)作品產生傳唱。第三類則是藝術家(藝術社群)與群眾共同創作,例如吳文基所參與的「革命中的廿四小時」計畫,請群眾提供故事,藝術家將故事轉譯為音樂歌曲。第四類是藝術家為協助角色,進入到社區(社群)中,協助群眾創作旋律、歌詞、編曲、演唱。第五類是群眾成為素人藝術家,自主創作演出。

香港社會運動主要挪用現成歌曲有兩首,一首是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又稱八九學運)之後,每年所傳唱的歌曲〈血染的風采〉,另一首是黃家駒詞曲創作的〈海闊天空〉。但是,這兩首歌的歌詞,其實並不太符合香港的處境,例如陳哲作詞、蘇越作曲〈血染的風采〉強調軍國主義,歌詞中重複出現黨的意志的歌詞;而〈海闊天空〉的創作始末,原意是「退一步,海闊天空」,意指接受現狀、屈就現實,是黃家駒對於音樂環境貧脊的悲鳴與妥協。據吳文基的觀察分析,〈血染的風采〉音樂旋律由緩和逐漸高昂,可以引領士氣;黃家駒的〈海闊天空〉是香港本地創作歌曲,樂團所引申出的青春、自由,頗能獲得共鳴,都有其挪用的合理性。

據吳文基描述,雨傘運動現場所聚集的群眾,只要有人唱出〈海闊天空〉的歌詞,例如「今天我」的起音,周邊的人就會群起合唱,將歌曲唱完。類似的行為,不斷在各區域、時段重複。有人認為,這種重複性的行為,久而久之成為能量的消耗。其中,本土派對這樣的唱和不以為然,以「左膠」的詞彙攻擊唱和〈海闊天空〉的群眾,甚至出現驅趕的行為,形成內部的緊張氣氛。另外,黃衍仁與好友曾經於2011年響應「佔領華爾街」而進行了佔領中環,對於運動、抗爭與過於日常生活的連結,容易模糊抗爭訴求,有過深刻的反思。所以,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現場,陸續出現擺放桌子泡茶聊天、打桌球、打麻將的行徑,讓本土派激進份子不滿,而將和平抗爭與「左膠」標籤劃上等號,批判各類藝術參與。

為了避免無謂的內鬨,主張和平抗爭的群眾便自我約束的排除唱和行為,〈海闊天空〉因此成為自我約束下的「禁歌」,雨傘運動的後期,便不再出現傳唱。而〈海闊天空〉的波折命運並未因此終止,這首流行歌曲,擁有足夠的空洞(縫隙),讓人可以自由詮釋,賦予不同的意義。這首歌曾經擁有大量的受眾,因此在雨傘運動之後,被大量移植到各類廣告中(馬雲用〈海闊天空〉拍攝個人MV,黃家駒的弟弟利用黃家駒的全息投影,拍攝合唱廣告),成為資本主義收割的對象。當初的政治運動歌曲,從自我審查下的停止傳唱,到資本主義的收割,讓〈海闊天空〉已然與政治斷裂,成為去政治化的歌曲。

在「左膠」的標籤下,藝術工作者參與雨傘運動的難度相對提高。在雨傘運動開始(9/28)不久,吳文基便加入了「革命中的廿四小時(24 Hours in the Revolution)」(10/2)活動,以聆聽故事的方式,收集街頭中各種不同立場的想法,認為彼此相互理解,有可能減少衝突的發生。因此遊走於左派與右派的重疊區域,預計每小時為一則故事寫一首歌,完成24首故事。雖然沒有在時限內完成任務,反而看見溝通的可能性,進而去除限時創作的規章,持續在街頭傾聽,總共完成40首歌曲。行動過程中,將搜集的故事寫在厚的廢紙板上,供來來去去的民眾閱讀,也在現場演唱創作的歌曲,完成音樂版的「一人一故事劇場」。吳文基特別分享了三首歌,其中「門閘」講述兩個不同立場的父女,都擁有剛烈的性格,卻也因為性格如此相近,成為無法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的家人。關於「紅」這首歌,描述曾經是共產黨青年團的母親,想起當年綁上紅色領巾的自己,以及現在頭破血流的子女,相互的對比與反差,闡釋心中的不捨。還有「姐遮飄下去」,描述一群婆婆媽媽捨不得年輕人被烈日曝曬,被煙霧彈燻得眼淚直流,於是從天橋上丟下一支支張開的雨傘,希望可以幫上些什麼(說這則故事的媽媽,曾在之前的71遊行佔中預演時,被警方捕捉,當時總共有511人被捕。而9月28日,在人行陸橋上,為抗議民眾丟下的雨傘,成為了抵抗的象徵。這樣的行徑,也是雨傘運動的名稱由來)。

吳文基在「革命中的廿四小時」行動中發現,立場的差異,並非是全然的對立,是因為生長環境不同而造成。在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故事中,讓不同立場的人得以駐足停留,閱讀大字報,並且聆聽演唱。雖然不知能否達到彼此理解的效果,但是,每種促成理解的機會,都值得努力嘗試。

備註:
註1:本文由「在地方人文空間」的「音像星期五」(2018/06/01)活動紀錄改寫。
註2:關於「左膠」(Leftard)詞彙結構屬於偏正式,語意的重心在於「膠」。而「膠」的詞彙使用,最初來自於香港網路術語「硬膠」,意指愚蠢、思想僵化等等負面語義。而「硬膠」是取自於廣東粗話「戇鳩」的諧音,在語音上「膠」與「鳩」連結,所以結構為「N+膠(鳩)」的詞彙,都極具貶義。「左膠」即是對於左翼份子的貶稱,泛指不現實、只講理想、小清新(快樂抗爭)的人,縱使主張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簡稱「合理非非」),也會被激進的本土派貶抑為無所作為的人,對於社運沒有幫助,還會毀損形象,甚至引領墮落。其中,黃家駒〈海闊天空〉(Beyond, 1993)歌曲的傳唱轉折,最具戲劇性。

1986 〈血染的青春〉:https://reurl.cc/8RE54
1993 〈海闊天空〉:https://reurl.cc/QgreZ
2014「革命中的廿四小時」:https://reurl.cc/j2zyD

當搖滾成為參與歷史的方式:
談ChthoniC閃靈樂團〈鎮魂醒靈寺〉

(鄭凱謙/撰文)
ChthoniC閃靈樂團( CHTHONIC 閃靈),其團名ChthoniC為希臘文,為眾鬼神聚集之地。其歌曲內容以台灣鬼神傳說、歷史為主軸,融以二胡、嗩吶、尺八、三味線等樂器於金屬樂曲中。這次要介紹的不是較廣為人知的皇軍或是暮沉武德殿,而是與收錄於2011年發行專輯《高砂軍》中的最後一首歌曲〈鎮魂醒靈寺〉。醒靈寺位於南投縣埔里鎮愛蘭台地上(愛蘭,古稱烏牛欄),醒靈寺下的愛蘭橋,也是目前埔里地區與魚池鄉(日月潭)、台中市等地的交通要塞。

閃靈樂團於《高砂軍》專輯發行當年,於醒靈寺廟埕舉行【醒靈寺大決鬥】演唱會,而本日介紹的歌曲〈鎮魂醒靈寺〉的MV,即為當時演唱會的畫面。〈鎮魂醒靈寺〉主要講述二二八最後戰役「烏牛欄戰役」的故事,並佐以神話想像。此曲描述二二八事件後,國民黨黨軍由基隆與高雄兩路鎮壓反抗勢力,而台中青年學生組成的青年軍二七部隊,從台中敗退到埔里,再退至烏牛欄地區,駐守醒靈寺。於醒靈寺與國民黨黨軍隔著吊橋(今愛蘭橋)對峙。醒靈寺內的乩童潘正源,為了拯救夥伴潛往地府竊取生死簿,不料最終仍被鬼王制伏判刑,只能看著同伴們在獨裁政權下斷背命輪迴(潘正源部分為閃靈創作神話故事,其餘皆為史實,而此首歌曲的描述內容也以此為主體)。1947年3月16日,二七部隊僅存不到五十人,彈盡援絕後將武器埋藏後逃離,而二七部隊成員之一黃金島先生曾到牛耳石雕公園參與《二七部隊》紀錄片放映。

註:埔里武德殿為當年二七部隊指揮本部(今埔里鎮公所),同時也是1930年霧社事件日本軍隊的剿番本部。


每個人都罹患著思鄉病:
談陳昇(2017)《南機場人》專輯

(林儷芳/撰文)
(原文刊載於2018/01/12「我與我共存亡」個人網站。獲得作者授權刊登。)
長年創作不輟的陳昇轉眼將邁入六十。但他卻在2017年相隔頗短時間內先後發行了《歸鄉》(7月發行)與《南機場人》(12月發行)。我非標準昇迷。可這些年聽著他的作品,我感覺到某部分的他沒有變過:還是那麼任性不羈、勇於提出質疑跟所有人的「習以為常」作對。骨子裡還是那樣地浪漫迷人又十足混蛋。

我想到朋友Emma姐描述約翰藍儂與Axl Rose等人:「若作為他們身邊親友伴侶應該會又愛又恨、痛苦得要命,但作為有適當距離的粉絲則相當幸福」,我想這樣的狀況大概也適用於昇哥。

但他真的完全沒變嗎?大概也不全然。可能他真的老了,感受到時間的腳步。總覺他表面上看起來還是一樣嘻嘻笑笑地到處玩、到處看,但內心似乎有些著急,有很多事物想說給人聽。從《南機場人》的發行多少看得出來。陳昇心中重要的錄音室「麗風」面臨拆遷。這裡有他大半青春歲月的軌跡,所以他一定要做完這張專輯。

唱片公司上傳的工作記錄影像裡,昇哥像無賴小孩一樣問著:「你們都不難過嗎?我不要啦!」

這張《南機場人》題材是「南機場」這一區的眷村故事以及時代轉移下外省人們的喜怒愛憎。讓我想起了白先勇先生的小說《台北人》(1971)。只是再更低微一點、緊貼平凡的小人物。
我好喜歡這張專輯。雖然我是道地的台灣小孩,但還是深受感動。我想詞曲內的情感以及對於人生的感觸,早就超越題材。就如李劍青的《仍是異鄉人》(2017)、宋冬野的《安和橋北》(2013)漂洋過海,也打動了台灣聽眾的心靈。

人生一路向前,總會不斷遭遇聚散離合。彷彿活得越久,越要習於面對道別。跟家鄉道別、跟親愛的人道別、跟敵人道別、跟美好的時光道別,甚至要跟過往的自己道別⋯⋯也許你學著接受了。但其中夾纏了幾絲未消化完全的無奈與鄉愁就讓歌曲替你娓娓唱出吧。

每個人都罹患著思鄉病,不論身在哪個時代。

註釋:
註1:補充張潔平(2017)〈陳昇:說故事的自由人〉,刊登於《端傳媒》2017/09/01。
註2:聽完馬世芳先生專訪昇哥(2018/01/15),裡面一段對話聽得讓人好感動啊。節錄於下:陳昇慢慢地說著:「整張專輯的祈願……順沿著剛剛那個黑潭的說法……專輯做的很專注的時候,整個人都會卡在那裡。所以過程裡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父親;就想到別人的父親。我也想到我的家國;想到兩岸的問題。我沒有那麼偉大。但真的希望做這些事情。我估計即便是雲蓬(周雲蓬)、左小(左小詛咒)、老艾(艾未未)這些朋友們,其實我們的心都希望每人能平和、平順,然後下一代更好。祈願永遠不要有紛爭、戰爭。戰爭是最愚蠢、最愚蠢、最愚蠢的事。我們肯定不是大家心目中的超級民族主義者。但是我們希望,透過我們這種自由書寫的態度,能夠讓孩子們免於恐懼,而有說話的權利」馬世芳先生補充說道:「免於恐懼、免於仇恨。能夠擁有一顆柔軟的心;能夠學習聆聽也能夠學習訴說。說起來好像沒有什麼了不起,但都需要慢慢培養跟覺察才夠擁有的能力。歌可以幫助我們擁有這樣的能力」。

2017.07.14發行:陳昇#歸鄉〈歸鄉〉:https://reurl.cc/Ev71R
2017.12.15發行:陳昇#南機場人〈台灣好〉:https://reurl.cc/lOVLv
2018.01.15播出:[馬世芳/耳朵借我]專訪陳昇:https://reurl.cc/0ez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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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中信:為找尋而流浪:談流離失所與不得其所的《白狗》

為找尋而流浪:談流離失所與不得其所的《白狗》

(鄭中信/撰文)
(刊登於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十一期「不得其所」(2019/06/15, No.11)
(刊登於《交換:雙週記》2020.01.26   Vol. 5)

金寶藍(2017)《白狗》是一部自傳式電影(私電影、個人式電影),導演(作者)同時是攝影者和被攝者,記錄自己堆疊的搬家經歷,在各個居所的生活種種。導演總是在拍攝日常中的人、事、物,描述他者的影像故事時,暴露觀看的位置,攝影意識朝向自己,讓第一人稱的敘事聲音,在影片中迴盪。使得每則訴說他者的故事,不再是旁觀,而是指涉著導演自己。

導演從第13次搬遷開始敘說,由高處拍攝街道上零零落落的住民,觀看其他住戶在陽台活動,熟悉周邊環境。在發現鄰近工地,陡峭階梯旁的平台,有隻白狗居住,便以此為話題,走入社區與商家、住戶、路人對話。在第14次搬遷的故事,則是走進河道旁的木造涼亭,以居家環境、人群往來為話題,和在此歇息的婦女們閒話家常;走入老邁長者的房間,聆聽婦人追憶風光的青春歲月,試圖捕捉逝去的榮光。導演總在他人故事之間,剪輯自己晾衣服的畫面,透過近乎於每天都需進行的家庭瑣事,指涉著自己的日常與他人的日常並沒有差異。而這種刻意經營的同一性,卻始終被快節奏的搬遷破壞,導演的居無定所,促使她與他人不同。反倒是,透過緩慢的獨白,描述每次晾衣服,都會遇到下雨的情境,敘說失去的愛情,敘說親情的疏離、寵物的別離,對應著白狗的孤單與死亡,高齡者的健康與照護,老邁婦人逝去的時光,讓整部影片瀰漫淡淡的憂鬱。

閱讀影片名稱《白狗》,劇照是白色老狗的畫面,都鋪陳著描述的對象,是被拍攝的白狗,以及與他相關的人、事、物。但是,在第一幕茂盛的樹林,樹葉隨風飄蕩,摩擦出聲響之後,第一句字幕便是「白球(白狗的名字)死了,收養他的超市結束了29年的營業」,宣判了悲劇性的結局。爾後,導演逐步以倒敘的手法剪輯,透過街區打聽牠的來歷、性情、互動,找到收養牠的飼主,直到拍攝白狗的埋葬。盡力拼貼故事,也僅是白狗出現於街區之後的樣貌。牠自始至終是隻沒有來處,身世成謎的狗。影片企圖找尋「白狗的歷史」,最終仍須接受流浪的白狗,沒有過去。後來,與白狗有深厚情感的收養者,又以「在我心中,遺忘比懷念更重要」的方式撫平傷痛,使得白狗不再被記憶,失去了未來,如同不曾存在。這使得唯一可以證明白狗曾經存在的證據,是導演所累積的數位資料(或膠卷底片)。僅留存於錄像上的「此曾在」影像紀錄,預示導演的焦慮。

因為被遺棄而流浪,流離失所的白狗,吸引著居無定所的導演。導演並非無家可歸的無所之人,她在影片末尾回憶為親情而流浪的父親,娓娓道出「為了幫家人買房,爸爸長年在外工作,去了新加坡、越南、中國、安哥拉、摩洛哥......」離家打拼的家庭故事。分離之後的孤單,家庭成員們都試著找尋克服的方式,因流浪而贏得的房屋,雖然讓身體有了安頓的居所,心靈卻無法獲得安頓,家庭迎面而來的是父母親分離的婚姻。可以想見,因親情而流浪,因孤單而分離的家庭背景,使得導演的感情無所維繫、不得其所,走上不同的流浪之路。導演在獨白中,提到「我想尋找熱愛生命的方法」,揭示著居無定所的搬遷,是為了找尋答案的流浪。期望透過錄像的紀錄,證明自身的存在,避免被遺忘的結局。

另外,選擇自傳式電影的方式拍攝,不只是生活的紀錄,它同時也是療癒傷痕的方式。導演以「在我的故事裡,白球(白狗的名字)是消失的事物,是被驅逐、被趕走的事物,是我們不留心時,消失的事物,是再也找不回來,讓我們懷念的事物。但是當我開始拍攝時,白球回來了。牠沒有消失,還守著牠的位置」的獨白,搭配著男女老幼、攜家帶眷的人群,站在白狗生前居住的高地平台上,欣賞2017年新年煙火的影像,暗喻著記憶隨著情感、隨著活動而復現。雖然,影片結束得矯情,當第一幕的茂盛樹林再次出現,樹葉隨著大風劇烈的摩擦之後,隨而接續另一隻繫著項圈,白色的年輕流浪狗。稚氣未脫的出現在熱鬧街區,沿路跟著願意給食的路人,成為另外一個白球。看見了導演對於新生的想望,期待在不得其所的際遇中,看見希望的轉身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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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中信:回應秘密、回應認同:談黃惠偵(2016)《日常對話》

回應秘密、回應認同:談黃惠偵(2016)《日常對話》

(鄭中信/撰文)
刊載於《在地方好》第八期(2019.05.25, NO.8, 家屋何在)
(刊登於《交換:雙週記》2019.12.29   Vol. 3)

秘密是個兼具封閉性與開放性的弔詭詞彙,它有著突破封鎖的能量,不安於內在的封閉。秘密之所以成為秘密,就是在於它的隱蔽,只要不被陳述,就會深藏在心裡。不被發現的秘密,只是無聲獨白,對他人來說,不曾聽聞的故事,等同於從來就不存在。而秘密之所以被察覺,開始有了名字,來自於它的外露。原本隱藏的東西,出自於當事人的無心或是有意,或是出自於他人無意間的發現,助長了外露的能量。內在推擠與外在拉扯的雙重趨力下,讓隱蔽秘密的人,不斷面對說與不說的抉擇。尤其,當秘密涉及認同與價值,它越是會形成巨大的壓力,尋求舒解回音的縫隙。

黃惠偵(2016)《日常對話》紀錄片,以導演(女兒)與母親的關係開展,逐步闡述自身的成長歷程,耙梳母親的家庭故事。母親原生家庭位於雲林北港,在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價值觀下,因媒妁之言而結婚,嫁到了嘉義。婚嫁之後,母親的家人對女婿的嗜酒、好賭、暴力束手無策;家庭生計不僅由母親維持,在殯葬牽亡中擔任紅頭法師,導演也在六歲時候開始幫忙。最後,母親終於忍無可忍,在導演十歲時,帶著她們逃離家暴的環境。因為沒有戶口名簿,導演無法完成國民義務教育,也因為母親的性向不同,被旁人說是變態、不正常,讓導演耿耿於懷,甚至開始討厭母親。在日常生活中,導演與母親的眼神很少交流,再加上母親與朋友之間的互動親暱,比母女之間的相處更加活潑開朗,使得導演為彼此的疏離、陌生感到挫折。另外,讓導演不明所以的,是母親還對外宣稱,兩個女兒是從外面領養而來,彷彿透過血緣區隔,母親才能夠定位自我。

這些日積月累的日常,都讓導演懷疑,母親是不是討厭自己,芥蒂也在日積月累中增長。而感覺自己被討厭的根源,其實來自於更加深遠的秘密。導演在影片中揭露,在母親與父親分房的時期,導演被安排與父親一起睡覺,曾經有過被性騷擾的經歷。感受不到母愛的導演,在驚嚇、害怕中懷疑,自己是不是因為被母親討厭,才會有這樣的安排。這個害怕被拋棄、被留下的夢魘,常在夜晚迴盪。導演在影片中提到,以為不再提起,就能忘記的秘密,卻「什麼都不說,反而讓我們記得更加清楚」,應當是親屬關係的「父親」、「丈夫」,成為隔離母女的屏障。可以想見,導演期望透過與母親的「日常對話」(Small Talk),解除秘密,找尋「討厭」與「被討厭」的解答。而這個費盡千辛萬苦所越過的屏蔽,花了母女三十多年的時間。

母親與導演(女兒)兩人神色凝重的坐在餐桌兩頭,是影片最常出現的場景。導演懷疑自己是否是母親的累贅,一直追問著母親往外跑的原因,追問著母親與朋友相處的歡樂,和回家之後的鬱鬱寡歡,為何有著巨大的落差?詢問母親是否討厭自己?母親反倒是在導演的追問中,說出「我知道妳很討厭我」,展露了她也在乎女兒的觀感,那個觀感來自於自卑。母親的髮型、穿著、姿態,以及與女性朋友的曖昧,吐露了只對同性有感的性向。不論導演如何詢問,母親始終不願意用詞語表達,以「這有什麼好講」、「知道這個不好」回應,哪怕已經帶女性友人回家,戲稱臥室為新房。彷彿,只要不坦承,便可以守住性向的秘密,不被價值所箝制。對於性向的價值認知,被傳統道德所嵌制的人,不只母親一位。秘密不是單獨個人所擁有,它以心知肚明,卻又未曾言說的方式,逐步擴大了同盟。母親的兄弟姐妹拒絕承認親人的性向,紛紛以轉移話題,或是以「不知道」作為回應。拒絕求證、拒絕承認的家人們,用各自的方式解讀秘密,基於各自的理由埋藏了秘密。在知曉,卻又不曾求證中,秘密擁有不同的複本,靜默的將觸碰戒律的家人,推出認同之外。所以,導演的家庭溯源,不單純是返鄉探親,不是為了揭穿已知的秘密。更想要探究的是,母親的親人是否知道秘密,如何看待秘密,試圖透過提問與描述,重新建立認同。

對於導演兒時曾被父親性騷擾是否知情,不得而知,這也不是導演想要追問的往事。導演在影片中提到,自己需要透過拍攝,強迫自己說出秘密,也期望著母親回應,讓從未言說,卻又各自解讀的芥蒂可以坦露,解除「討厭」與「被討厭」的障蔽,走出那個遭受家暴的時空,解除母女疏離的困境。當母親聆聽導演的獨白,期望得到關愛與互動,就如同導演與女兒之間一樣歡樂,母親默默地流下眼淚,道出捨不得女兒們跟著她一起辛苦。母親的「我知道你很討厭我」,是深深埋藏在心裡的自責,揭開了疏離的秘密。

在母親兒時生長的地方,雲林北港三合院的古厝中,意外發現導演剛滿四個月的幼兒照片,導演高興得脫口而出「那我真的是你親生的對吧」,母親回應「對啦」,在身世的確認中,吐露了導演渴望母親的認同,也確認了認同。古厝發現的照片,有著母親的成長回憶,安排在《日常對話》起始的段落,看見了導演溯源的努力與期許。母女雙方秘密的坦露、芥蒂的解除,讓家庭記憶、家庭關係得以重新開始。當母親開始準備豐盛的餐點,開始與女兒(導演)、孫女有親暱的互動。當片末,在母女對坐於餐桌的肖像速寫之後,孫女拿著玩具攝影機,伴隨達達達達的聲響接近祖母,詢問祖母「妳愛不愛我」,祖母故意不直接回應,以及孫女的玻璃心,逗趣的親子關係,讓秘密的揭露,展現了正向的意義。在導演跟拍的影像畫面,在三代互動與觀看中,將母女、祖孫的情感緊緊相繫,為躍上螢幕的家庭記憶,留下了多重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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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中信:機械眼中的生活剪影:談德米特里・卡拉希尼科夫(2016)《真實公路電影》

機械眼中的生活剪影:談德米特里・卡拉希尼科夫(2016)《真實公路電影》
(鄭中信/撰文)
(刊登於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二十一期「在動靜之間」(2019/08/24, No.21)

固定不動的行車紀錄器,需要美麗風景,或是偶發事件,才能成就精彩的影像。挪威國家廣播公司(NRK)電視製作人Thomas Hellum,選擇了鐵道沿途的景致,於2009年鐵路卑爾根線一百週年時,以往返於挪威首都奧斯陸(Oslo)和卑爾根(Bergen)的鐵道風景做為拍攝對象,將攝影機裝置於駕駛艙的正中央,拍攝沿路的景致,製播了一部長達7小時14分鐘的電視節目〈鐵路卑爾根線〉(Bergensbanen)。火車行進的速度不算緩慢,卻在一刀未剪的長時段影像下,時間被空間拉長,成為緩慢風景。

白俄羅斯導演德米特里・卡拉希尼科夫(Dmitrii Kalashnikov),於2016年發表的67分鐘《真實公路電影》(The Road Movie),則是匯集行車記錄器所拍攝,在網路上廣泛流傳的各種偶發事件。內容包含諸如車禍、鬥毆、火災等事故現場,突如其來的逼車與挑釁,蜿蜒崎嶇的路況或是美麗風景,雷電、冰雪、暴雨、水患等奇異的天候景觀,或是趣味互動等等畫面。以獵奇的方式,大量堆疊偶發事件,突破單調的構圖形式,解決分鏡的問題,完成趣味、緊湊的影像拼貼。此外,還利用了車廂中的淡定、讚嘆、驚訝、驚恐的對話,或是驚聲尖叫、憤怒辱罵等反應,以看不見的室內風景,解決聲音的匱乏。觀眾的視角看似在車廂之中,以實境秀的視覺經驗,與駕駛與乘客看著車窗之外的景物。實際上,卻是抽離於時空之外,無關乎情況危急、驚悚,觀看著聲音與影像的風景。

德米特里・卡拉希尼科夫(2016)《真實公路電影》以趣味橫生的方式,為觀眾形構了俄羅斯的自然景觀、人文風景。另一方面,正因為大部分的影像是公安事件,涉及人身安全,卻也導引出公路電影的存在性疑問,行車記錄器為何普遍出現在生活中?又是何時開始擴散,成為行車必需品?彷彿路口普遍架設監視器的科技當代,並不能保障民眾的安全。民眾必須私設機械,才能擁有保障的詭譎現象,揭示著對公共網絡的不信任。彷彿唯有自身掌握影像所有權、即時性,才能避免公共設施故障的意外,避免公務系統的黑箱作業,或者繁瑣的申請程序。而弔詭的問題是,在真正追究法律責任時,這些私人的影像,不具有優先的公信力,民眾嘗試自主的努力,可能是徒勞無功的掙扎。此外,對於機械的普遍依賴,眼見為憑彷彿必須具備可以不斷重播、可以複製的特質,毫無音像紀錄的事實,仿若不曾存在。預告著科技化的發展,逐漸取代人類自身擁有的記憶和話語。公路電影反映著當代的科技生活,反映著人類對於機械的依賴,也反映著人類自主性的棄守。如何回到口述的真實,是這部電影所提出的後設性問題。



城市遊牧影展連結:
https://urbannomad.tw/project/the-road-movie/




始於悲劇,終於悲劇:談劉曉波(1988)《審美與人的自由》

閱讀分享會(6/4)
始於悲劇,終於悲劇:談劉曉波(1988)《審美與人的自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國家的力量,系統性的抹除六四天安門事件(1989年,八九學運),時至今日已經將屆30年。抹除的力量獲得了顯著成果,在1989年還是孩童的民眾,以及1989年之後才出生的新生代,完全沒有六四的記憶,或者被取代了不同的記憶。(可以想見,中華民國於1949年頒布戒嚴令,直到1992年宣布解嚴,歷經38年的戒嚴時期,有多少記憶被抹除、竄改。轉型正義實不容易)

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劉曉波曾經發揮重要影響力,宣揚民主的重要,強調暴力的複製,只是締造另一個暴力政權,無助於國家整體的發展。他拒絕離開生長的國土,持續為人權、民主而努力,因而與多方專家學者請益,起草《零八憲章》。在2008年即將公布憲章連署的前兩天,被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遭受拘捕,於2017年死於監禁中。與六四天安門事件相關的諸多詞彙,不見容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劉曉波這個名字,以及他曾獲得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的記憶,只能於其他國家、地區(香港)留存。在地方人文空間趁六四事件30週年之際,舉辦閱讀分享會,翻閱劉曉波(1988)《審美與人的自由》博士論文,認識劉曉波的理念。悼念這位為國家為民主價值而努力、而犧牲的生命。

劉曉波在《審美與人的自由》緒論〈審美的超越〉第一句話,便引用盧梭的句子「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中」,提及人類作為有限的存在,在各種可見與不可見的現實中,被永遠的約束,無法擺脫悲劇的命運。雖然依序闡述主觀情趣對客觀法則的超越、感性動力對理性教條的超越、精神享受對功力欲求的超越、個體生命對社會壓力的超越、人對自身侷限的超越,透過各種不同層面的超越,積極的和各類論述對話,試圖由精神的國度中尋求自由。論文中屢次提到,有限的存在,是超越的起點。個人的自由,得以透過自由意志的審美來展現。但是,身體與圖示的前提,終將讓人被限制在有限的境地。因此,在最終章〈始於悲劇,終於悲劇〉提及人生而不自由,並不會因為努力地超越,而獲得自由。這部著作論述,預告了劉曉波的選擇,也預告了悲劇的結果。



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九期「電影聚落」

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九期「電影聚落」(2019/06/01, N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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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活動撞期的意義:
透過選擇,建立讀者的主體性

(鄭中信/撰文、鄭開翔/照片提供)

關於「屏東影展」的策劃(2019/3/1-5/10),是由在地方人文空間發起,與國家電影中心洽談「臺灣電影聚落串聯」計畫,邀請有。好樹、順順堂、繫。本屋等三個獨立空間共同舉辦,輪流在每個星期五晚間播放電影,總共為期11週次的活動。期望響應臺灣推廣電影教育政策,透過定期、系列的電影播映,培養屏東的觀影人口。而關於「音像星期五」活動企劃,則是在地方人文空間成立以來的願景,希望以音像為主題,定期在每週五舉辦交流活動,從2018年5月至今,已經舉辦過攝影交流、紀錄片和電影播映、繪畫和音樂分享等活動。作為影展發起人,將「屏東影展」與自身經營的活動「音像星期五」時間重疊,有培養群眾選擇意識的考量。

屏東市長期欠缺藝文活動,偶爾有知名人物的講座,網路時常會有得到救贖、趨之若鶩的氣氛。這種期盼的心理,反應出藝文活動的渴望。雖然,不知道這些在網路上留言的人,是否真的現身於活動現場。姑且建立一個積極的假設,所有關注訊息的人群,都以實際的消費,支持難能可貴的活動。而整體藝文活動的匱乏,無法持續培養藝文人口,同時,也因為年度活動的類型與場次有限,難以累積大數據,而掌握屏東藝文人口的趨向。可以想見,各個舉辦單位在策劃之初,便已經開始擔心人數的問題,花費不少心思在宣傳、動員上。為了讓場面好看一點,避免活動撞期,造成人流分散,成為屏東市活動企劃的默契。不撞期的結果,就是每個時段就只有一場活動,這個現象潛藏著嚴重的反效果。不需選擇的結果就是「餵養」,民眾只能接受已然舉辦的活動。不需選擇的另一個意思就是無從選擇,單一選項並無法促成思考。在無從選擇,被動接受安排的餵養下,只會助長藝文的渴望。主辦社群在滿足自身的活動KPI,以及彼此締結的默契所影響,不得不持續邀請光環講者,以知名度滿足群眾越來越大的期待,財力的負擔也就越來越大,成為資源的消耗,進入「餵養群眾渴望-邀請光環講者-締造參與人數-消耗既有資本」的惡性循環。

重新思考藝文活動的意義,應當是培養清楚自身需求的藝文人口,回應藝文人口真實的需求,規劃出相互呼應的活動,主辦單位才能脫離非理性的渴望,改變現存的迴圈。因此,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建立「選擇」機制。因為,當人群必須被迫捨棄某個選項,才能滿足另外一個選項時,才會認真思考自身真正的需求。換句話說,賦予「選擇」的權利,就是在培養思考意識,有明白自身喜好、興趣、需求的藝文人口,才能夠讓活動的舉辦,走向正向的發展。

在地方人文空間所串聯的屏東市三個獨立空間(有。好樹、順順堂、繫。本屋),都認同共構文化圈的想像。因此,同意響應國家電影中心的串聯計畫,共同舉辦影展。因為各個空間的屬性不同,各自都擁有忠實參與者,不需擔心參與人次的前提下,在地方人文空間得以大膽繼續舉辦「音像星期五」活動,進行撞期計畫,締造選擇的環境,逐步培養真實的藝文人口,建立串聯社群、實踐文化圈的願景。而屏東縣市藝文人口的主體性建構,關乎文化政策的闡釋與執行,需要龐大的資源,不是單一個人或私人群體所能完成。但是,目前各主辦單位都被參與人數所箝制,也只好由比較不在乎KPI的空間來做。稱這些串聯的獨立空間,是締造屏東藝文環境的先驅者,並不為過。



露天電影的功能、限制與突破

(鄭中信/撰文、黃見達/攝影)
在這幾年,台灣各地風起雲湧,仿效早期露天電影的年代,在戶外搭起布幕,或是將電影投影在白色牆面,透過觀影形式的回歸,試圖聚集人群。這些行動的目的,不全然是因為懷舊,更多的意圖是讓人離開家宅,走入開放或半開放的空間,重新建構人際之間的互動關係。為了擴大參與對象,吸引各個不同類型、不同世代的群眾,播映的內容,並沒有特別的限制,從新舊電影、紀錄片,到個人、校園或社區的作品都有。也因為露天電影的舉辦,已經不同於過往酬神、慶典的用途,主辦單位的選片,往往有主題的設定,帶有問題意識,使得露天電影的播映,越來越朝向小型影展的趨勢發展。而小型影展的趨勢,潛藏著動能。因爲,被主題吸引而來的人群,存在著意識的共性,有機會促進多元的對話,或者凝聚話語。路過或是好奇的觀眾,也可能因為駐足觀賞,因而對主題有約略的認識。

大多數的露天電影,屬於地方性活動,聚集的人群也多有地緣關係。如果,善用播映前後的時間,舉辦對話形式的活動,適度拋出問題,傳遞影展主題,有助於醞釀區域性的意識。因此,避開吵雜、危險的地點,又具備安定氛圍的空間,是首選條件。一般來說,廟埕的神聖空間,具有一定的安定性。校園裡的開闊空間、三合院的曬穀場、日式建築的前後庭院等半開放式的地點,因為擁有矮牆的關係,一方面隔絕了汽機車的活動,二方面保持對外通透,擁有穩定的空間感。在這些空間,配套設計露天沙龍,增進串流形式的多元對話,讓陌生的觀者得以交流、認識,甚至,操作成為參與式設計,可以間接促進公民參與的效果。

穩定的空間,也有反身性的問題。建立安定、解除防壁,是促進對話的系列策略。但是,神聖與圍牆的空間,也具備限制、禁錮的反向意識。在解開約束心理,引導出公民意識之後,如何解除空間限制,拓展出更寬廣的開放性對話,是緊接而來的重要課題。初步推測,傳統雜貨店與當代雜貨店(24小時便利超商)會是下一個階段的地點。雜貨店作為生活日常的消費地,是地方資訊的交換所,本身就是聊天對話的場所,存在著輕鬆休閒的氛圍。另外,臺灣各縣市鄉鎮的雜貨店四處林立,隨著分布區域的不同,消費族群也略有差異,考量主題與受眾,可依據影片內容選擇地點,吸引特定族群。如果再善用雜貨店的門口、騎樓、道路的特點,讓播映形式更加活潑靈活,更可以打破圍牆限制,讓路過的人群駐足,問題意識便有機會擴散,傳遞到不同的社群中。



即時刊物:
與影展同步的《高雄電影節:影展週報》

(鄭中信/撰文)

即時訊息的核心功能,是在建立認同。基本上,對於短效性的活動來說,所謂的即時,並無法對活動帶來什麼具體的效益。因為訊息的撰稿、編輯、發佈,到讀者接收、閱讀,然後移動至活動現場,在一來一往之間,活動也即將接近尾聲。末尾才進入現場的人,難以獲得共鳴,反倒是已經參與的人,可以透過即時資訊,增加對於活動的認識,建立自身與活動之間的關係,堆疊經驗與記憶,提升再次參與的意願。因此,即時訊息的發佈,與其說是吸引新的參與者,倒不如說是,建立現有參與者的認同。

高雄電影節(Kaohsiung Film Festival)於2001年創辦,由原本一週的規模,到2008年之後,拓展成為兩週的規模,與金馬影展、台北電影節並列為台灣三大影展。尤其,在2011年高雄電影節推出短片競賽,業已成為高雄電影節的特色。短片競賽的設計,間接促成短片評論的發展,參賽者與觀影者無不關注評論內容,試圖掌握年度風向,讓文字的展演,也躍入影像的舞台,成為不得不閱讀的對象。

電影節相關文宣、刊物的編輯與發行,出現在影展的各個階段。在影展舉辦之前,以及活動進行中,高雄電影館(於2002年成立)有影展、導演、電影的介紹;於影展期間,影展策劃單位會邀請策展人、影評人、導演、影片評審撰寫文章。因應閱讀媒介的改變,同步在網路與紙本發佈訊息,讓讀者(觀眾)在參與之餘,可以更加貼近影展主題。文字或是影像訊息的參與無所不在,就活動的宣傳效力,或是建立讀者的凝聚力、認同感而言,諸如邀稿撰寫開幕片、閉幕片的影評,針對長片、短片兩種類別的電影,或是特定導演的系列作品,以及不同主題的電影,都有系統的介紹,增加影展的熱潮。週報的發行,或是網路平台同步刊登報導,都成為影展重要的環節。讓觀眾所回憶的,不單純是電影內容,也記憶著活動的參與經驗,期待下一次的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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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安妮·華達(1928-2019)

 [法]安妮·華達(1928-2019) 1954 《 短角情事 》 (La Pointe Courte) 1961 《 五點到七點的克萊歐 》 (Cléo de 5 à 7) 1965 《 幸福 》( Le bonheur) 1966(Les créatures)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