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二十二期「學運影像」(2019/08/31, No.22)
用模糊、緩慢、重複呈現國家暴力
談馬立群(2015)〈公器〉
（鄭中信/撰文）
警政系統是排除國家內部「敵人」的軍隊，當警察進行武裝，以維持社會治安為由，進行狀況排除的行動，被設定的目標，即是國家的「敵人」，警察得以在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下，行使武裝的權力與力量，予以排除。弔詭的是，國家內部的敵人，不見得依附於國家種族中心主義，姚人多曾在臺灣的歷史脈絡下，提出所謂社會治安的維持，是在對立分化的法則下，透過找出敵人、形塑敵人、對付敵人、消滅敵人的程序，建構出國家的「想像共同體」。敵人的定義在臺灣複雜的歷史環境中，處於混淆、模糊的狀態，所謂的敵人更加接近於國家「不想要的人」，存在政治立場的區隔（姚人多，2014：297）。
在「不想要的人」的意義賦予中，這類的人一旦碰觸或越過某種界線，警政系統會啟動機制，配合相應的法律條文，給予捕捉、監禁、制裁。而警察做為國家的公職人員，在國家組織的框架之下，被賦予維持治安、執行命令的職責，必須遵從層層下達的命令，以屢行公職人員的義務。因此，公職系統不存在個人意願的價值判斷，當國家給予「敵人」的認定，下達排除的命令之後，必當進行任務的執行，不可選擇性的執行或是不執行命令。未服從、未執行命令的公職人員，將被視之為怠忽職守的瀆職行為，被法律所制裁。
當2014年3月24日凌晨，中正第一分局局長方仰寧在行政院前，下達前進的命令時，做為國家公職人員的武裝警察，勢必遵從命令、行使職權，進行部隊推進、狀況排除。但是，命令以何種形式行使？又該行使到何種程度？在執行命令時，所遭遇的敵人，也會因為身份、訴求、行動、情緒等等的差異，而有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反應，面對現場各種不同情境的敵人，是否該用統一的模式應對？Michael Lipsky於《基層官僚：公職人員的困境》書中曾經提出，做為命令的執行者，自身卻也存在「裁量權」的判斷問題（蘇文賢、江吟梓譯，2010：34）。
在這次行政院武裝驅離群眾的事件中，媒體或是立基認同國家「敵人」、「不想要的人」的意象建構，批判聚集的群眾；或者同情「敵人」被武裝排除的情境，斥責行使職權的公職人員；或者不認同「敵人」身份的賦予，直接批判決策命令的意識型態；或是憐憫公職人員，被迫遵從職責的賦予，執行國家命令，因而對於警察權力的行使，出現差異性的播報。
不論學生攻擊警察，或是警察毆打學生，警察與學生雙方的受傷狀況如何，衝突中展現何種攻擊形式，以及受傷流血畫面的擷取，媒體分別站在不同的立場，認同或拒絕抗爭事件下的群眾身份認定，選擇衝突的現場與角度，將各自所捕捉的「此曾在」，給予驅離行動中，警察「適切執法」、「執法過當」的評價。套用Marita Sturken與Lisa Cartwright《觀看的實踐》中的說法，媒體的觀看（looking）本身，已經具有特定的意識型態，在觀看的意願下，選擇了聚焦的對象，選定特定文字、聲音與畫面的內容。讀者在被篩選過的訊息中，被召喚（interpellation）成為公民群眾，接收媒體所製造的意義，在他者提供的意識型態下，形成共同的參與，觀看「再現」（representation）的現場（陳品秀譯，2009：204）。因為讀者的不在場，讓讀者難以擺脫媒體訊息的影響。
馬立群做為資深的媒體記者，深知媒體的主導權力。他採取個人行動創作的方式，脫離新聞共同體，擺脫集團的一致性操控，藉以保持個人觀點與作品獨立性。他於2015年發表的影像〈公器〉（Public Institution），以警察權力的行使做為議題，將武裝警察驅趕佔據行政院的群眾影像陌生化，完成看似新聞的形式，卻又迥異於新聞，接近於紀錄片或民族誌的影像。另一方面，透過影像模糊與緩慢，以及聲音重複等的陌生化處理。讓讀者閱讀中斷，脫離既定的閱讀習慣，重新喚醒自身的觀看意識。藉以解除讀者已經被訕動的情緒，脫離已經輸出的意識型態，在陌生訊息的情境下，重新組裝影像的判讀，保持閱讀的思考，將價值判斷的權力歸還給讀者。
當然，這種衝撞他者意識型態的行動，本身也是意識型態的行使，衝撞意圖的背後，也存在著不同的價值，影響著讀者的觀看。對於事件的價值判斷，讀者不見得可以脫離媒體的觀看。但是，馬立群衝撞過程的展演，及其陌生化的操作，卻可以展示其個人反抗制度規訓、影像規訓的意識與行動，開啟規訓的細縫，讓讀者理解媒體的「觀看」，理解訊息的操控。
延伸閱讀：
KAIAK WEN(2015)〈318學運一周年紀實錄像創作「公器」—馬立群〉（刊登於「城市美學」網站）（連結網址：https://reurl.cc/A11ogZ）
後記：
看見香港反送中運動，回顧318學運，反思臺灣自身的政治狀態。當我們為香港街頭群眾的人身安全感到擔心，質疑警察權力的行使，斥責權力者的霸道與頑固。討論臺灣可以用什麼樣的形式聲援香港，或者以什麼樣的立場，引用什麼樣的法律條文，引渡或是接受香港民眾的同時。是否也要回過頭來，思考臺灣自身的歷史。（哪怕這段歷史才經過幾年而已，也尚未結束）當年(2014)臺灣反服貿學運的發生，政府的處理態度，其實，早已經暗暗顯露專政復辟的跡象，與當前香港相差無幾。
當臺灣不再具有國家意識，自甘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區。以激情煽動民眾情緒，形塑立場的對立；以經濟至上，將環境破壞與資源分配擱置的權力者們，在權力、階級、勢力遭受挑戰時，恐怕會比香港的官僚們更加焦慮。因為自願丟失的民主，將永遠失去，不會回來；而治理臺灣的權力，又是被專制的他者所賦予，無法自主、身不由己。如何避免不同聲音，降低運動的機會；如何迅速壓制反動的力量，避免事態延燒，持續保有自身的地位，是必然思考的問題。屆時，難保再次戒嚴。
民主制度固然缺乏效率，最終所形塑的共識，不見得是最佳的選擇。但是，持續保有不同的立場，保有話語的權力，卻是民主難以取代的價值。堅守普世的人權價值，思考整體環境的治理態度，是臺灣當前的重要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