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八期「家屋何在」(2019/05/25, N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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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秘密、回應認同：
談黃惠偵(2016)《日常對話》
（鄭中信/撰文）
秘密是個兼具封閉性與開放性的弔詭詞彙，它有著突破封鎖的能量，不安於內在的封閉。秘密之所以成為秘密，就是在於它的隱蔽，只要不被陳述，就會深藏在心裡。不被發現的秘密，只是無聲獨白，對他人來說，不曾聽聞的故事，等同於從來就不存在。而秘密之所以被察覺，開始有了名字，來自於它的外露。原本隱藏的東西，出自於當事人的無心或是有意，或是出自於他人無意間的發現，助長了外露的能量。內在推擠與外在拉扯的雙重趨力下，讓隱蔽秘密的人，不斷面對說與不說的抉擇。尤其，當秘密涉及認同與價值，它越是會形成巨大的壓力，尋求舒解回音的縫隙。
黃惠偵(2016)《日常對話》紀錄片，以導演（女兒）與母親的關係開展，逐步闡述自身的成長歷程，耙梳母親的家庭故事。母親原生家庭位於雲林北港，在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價值觀下，因媒妁之言而結婚，嫁到了嘉義。婚嫁之後，母親的家人對女婿的嗜酒、好賭、暴力束手無策；家庭生計不僅由母親維持，在殯葬牽亡中擔任紅頭法師，導演也在六歲時候開始幫忙。最後，母親終於忍無可忍，在導演十歲時，帶著她們逃離家暴的環境。因為沒有戶口名簿，導演無法完成國民義務教育，也因為母親的性向不同，被旁人說是變態、不正常，讓導演耿耿於懷，甚至開始討厭母親。在日常生活中，導演與母親的眼神很少交流，再加上母親與朋友之間的互動親暱，比母女之間的相處更加活潑開朗，使得導演為彼此的疏離、陌生感到挫折。另外，讓導演不明所以的，是母親還對外宣稱，兩個女兒是從外面領養而來，彷彿透過血緣區隔，母親才能夠定位自我。
這些日積月累的日常，都讓導演懷疑，母親是不是討厭自己，芥蒂也在日積月累中增長。而感覺自己被討厭的根源，其實來自於更加深遠的秘密。導演在影片中揭露，在母親與父親分房的時期，導演被安排與父親一起睡覺，曾經有過被性騷擾的經歷。感受不到母愛的導演，在驚嚇、害怕中懷疑，自己是不是因為被母親討厭，才會有這樣的安排。這個害怕被拋棄、被留下的夢魘，常在夜晚迴盪。導演在影片中提到，以為不再提起，就能忘記的秘密，卻「什麼都不說，反而讓我們記得更加清楚」，應當是親屬關係的「父親」、「丈夫」，成為隔離母女的屏障。可以想見，導演期望透過與母親的「日常對話」(Small Talk)，解除秘密，找尋「討厭」與「被討厭」的解答。而這個費盡千辛萬苦所越過的屏蔽，花了母女三十多年的時間。
母親與導演（女兒）兩人神色凝重的坐在餐桌兩頭，是影片最常出現的場景。導演懷疑自己是否是母親的累贅，一直追問著母親往外跑的原因，追問著母親與朋友相處的歡樂，和回家之後的鬱鬱寡歡，為何有著巨大的落差？詢問母親是否討厭自己？母親反倒是在導演的追問中，說出「我知道妳很討厭我」，展露了她也在乎女兒的觀感，那個觀感來自於自卑。母親的髮型、穿著、姿態，以及與女性朋友的曖昧，吐露了只對同性有感的性向。不論導演如何詢問，母親始終不願意用詞語表達，以「這有什麼好講」、「知道這個不好」回應，哪怕已經帶女性友人回家，戲稱臥室為新房。彷彿，只要不坦承，便可以守住性向的秘密，不被價值所箝制。對於性向的價值認知，被傳統道德所嵌制的人，不只母親一位。秘密不是單獨個人所擁有，它以心知肚明，卻又未曾言說的方式，逐步擴大了同盟。母親的兄弟姐妹拒絕承認親人的性向，紛紛以轉移話題，或是以「不知道」作為回應。拒絕求證、拒絕承認的家人們，用各自的方式解讀秘密，基於各自的理由埋藏了秘密。在知曉，卻又不曾求證中，秘密擁有不同的複本，靜默的將觸碰戒律的家人，推出認同之外。所以，導演的家庭溯源，不單純是返鄉探親，不是為了揭穿已知的秘密。更想要探究的是，母親的親人是否知道秘密，如何看待秘密，試圖透過提問與描述，重新建立認同。
對於導演兒時曾被父親性騷擾是否知情，不得而知，這也不是導演想要追問的往事。導演在影片中提到，自己需要透過拍攝，強迫自己說出秘密，也期望著母親回應，讓從未言說，卻又各自解讀的芥蒂可以坦露，解除「討厭」與「被討厭」的障蔽，走出那個遭受家暴的時空，解除母女疏離的困境。當母親聆聽導演的獨白，期望得到關愛與互動，就如同導演與女兒之間一樣歡樂，母親默默地流下眼淚，道出捨不得女兒們跟著她一起辛苦。母親的「我知道你很討厭我」，是深深埋藏在心裡的自責，揭開了疏離的秘密。
在母親兒時生長的地方，雲林北港三合院的古厝中，意外發現導演剛滿四個月的幼兒照片，導演高興得脫口而出「那我真的是你親生的對吧」，母親回應「對啦」，在身世的確認中，吐露了導演渴望母親的認同，也確認了認同。古厝發現的照片，有著母親的成長回憶，安排在《日常對話》起始的段落，看見了導演溯源的努力與期許。母女雙方秘密的坦露、芥蒂的解除，讓家庭記憶、家庭關係得以重新開始。當母親開始準備豐盛的餐點，開始與女兒（導演）、孫女有親暱的互動。當片末，在母女對坐於餐桌的肖像速寫之後，孫女拿著玩具攝影機，伴隨達達達達的聲響接近祖母，詢問祖母「妳愛不愛我」，祖母故意不直接回應，以及孫女的玻璃心，逗趣的親子關係，讓秘密的揭露，展現了正向的意義。在導演跟拍的影像畫面，在三代互動與觀看中，將母女、祖孫的情感緊緊相繫，為躍上螢幕的家庭記憶，留下了多重見證。
為何喧囂？何以孤獨？
談赫拉巴爾(1989)《過於喧囂的孤獨》
（鄭中信/撰文）
赫拉巴爾《過於喧囂的孤獨》中的敘事者（主人翁），最終為何走向死亡？打包工人漢嘉的工作屬性，已經預告了小說人物的結局。在急遽現代性的發展下，人類異化成為機械的一部分，也預告了知識的盡頭。
主人翁漢嘉獨自一人，棲居在有待銷毀的成堆書籍裡，構築著自我生命與知識的宇宙。書籍的打包，破壞了可見的形體，作者卻巧妙的以形體的粉碎，萃取內容的精華。因形體破壞而滲漏的精華，讓打包工得以獲得最為純粹的經驗；讓書籍的最終結果，不是碎片，而是莊嚴而巨大的紀念碑、藝術品，散發著光芒。正如同主人翁母親的骨灰，在焚燒過後成為灰燼，灰燼又成為蔬菜的養份，然後成為自己的食物，滋養身體與精神。如此，破壞被賦予意義的轉換，讓歷史名人、世界名著脫離書籍的形式，得以持續延續精神，在勞動與思索中，逐步濃縮成為《過於喧囂的孤獨》的包裹。
不只是生存環境，淬煉知識的過程極為孤獨，小說時常出現「因為我有幸孤身獨處，雖然我從來並不孤獨，我只是獨自一人而已，獨自活在思想之中」(P24-25)、「我逐漸驚異地意識到我的工作把我拋進了一個廣大無垠、威力無邊的領域」(P77)的精神，強調湧現的豐沛知識，是承受孤獨的對等代價。
書籍猶如生活的動力，支持著主人翁的生命。青年耶穌與高齡老子以形象，降臨在意識（現場），成為精神的重要支持，為漢嘉注入抵抗的動力，容受著吵雜、污穢與惡臭。因此，當打包成為產業的分工，當書籍被置換成為慘白的紙張，荒蕪的風景，讓主人翁頓失知識的場域，失去棲居的處所，形同宣告生命的終結。不難想像，赫拉巴爾將漢嘉置身於打包機中，複製粉碎書籍的方式殉身，反抗逐漸荒蕪的世界，對桎梏的籠罩，有著多麼大的批判。
事件化為語詞：從世界文學回望在地文學
（張玉伶/撰文、梁偉樂/攝影）
2019世界閱讀日「閱讀百年城市公園(5/5)」，「老樹蔭下為你選本書」單元，朗讀選詩的部分我採用社會議題性質較高的詩歌集結，近期我反覆思索，我們之所以還能在此閱讀、談論詩歌、生活，都是幸運，生處尚且過得去的生活，但縱然進入二十一世紀，遠方、或鄰近的地方、甚或我們的明天，屠殺、不同形式的戰爭，都離我們很近。
主題標語引用英國文化評論家約翰．伯格（John．Berger）所言：「將事件化為語詞，就等同於在找尋希望。」伯格說這句話的前提是──上的的評判是很遙遠的。所以作為小說家、文學工作者，需要將自己所見的物事化為語詞、書寫下來。
詩歌是從月份排序下來，陳黎開宗明義的〈二月〉為這島嶼過去的二二八事件謳歌；〈成年禮〉是這座島嶼的根，各族原住民的成年禮舉辦時節不一，而在屏東大武山成年禮往往舉辦在三月；〈荒原〉是四百行的英文經典長詩，早在很久以前歷經高度文明、現代化造成的人類疏離、抑鬱的艾略特就已經告訴我們：「四月是最殘忍的季節（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一顆螺絲掉在地上〉選自中國富士康工廠因血汗而自縊的年輕詩人許立志，一顆螺絲掉在地上了，而螺絲的擁有者仍在媒體、在廣告看板上；〈大屠殺〉是首讓中國政權懼怕的詩歌，一九八九年六月，僅限給六四。
小說選文部分節錄自印度尼西亞的魔幻寫實小說《美傷》、2014曼布克文學獎得獎作──澳洲文學《行過地獄之路》、入圍2018曼布克文學獎的台灣作品《單車失竊記》、以及吳明益新作《苦雨之地》〈雲在兩千米〉，從印度尼西亞、澳洲再回頭看台灣，以二戰的歷史回應台灣是參與過二戰的問題，除了讓群眾知道我們與東南亞、澳洲一帶的距離實際上不遙遠，過往的歷史使我們有著相似的悲愴命運，同時者也是要讓群眾更理解台灣歷史。與此同時，也採用〈雲在兩千米〉這篇小說，小說主旨為尋找雲豹，雲豹即為魯凱、排灣族的神獸，與屏東在地族群息息相關，目的是希望藉由閱讀文學，讓參與的屏東人增進對家鄉的自我認同。
來參與者老少皆有，有年幼的孩子以翦翦雙瞳望著我，並且指著許立志的詩歌詢問：「為什麼人要自殺？」亦有年邁、深度理解台灣歷史的爺爺問我：「〈雲在兩千米〉是不是一種悲觀的文學呈現？」這兩者的回饋令我印象深刻，初要認識世界的孩童天真、純然，死亡離他尚且遙遠；而年邁、已認識世界許多的老者，詢問文學家創作筆下是否悲觀，呈現莫大的對比，這是令我意想不到的，也成為在世界閱讀日當中我所能夠帶回來最大收穫，並且反覆思考。
閱讀在當代社會中趨近式微，但同時也相當重要，資訊的破碎使得人們汲取的知識不完全、缺乏耐性，因此更要強調完整閱讀完一本書的能異。世界閱讀日走訪屏東公園，每個年齡層所擁有的屏東公園回憶相當懸殊，各有各的記憶可以論述，這些在制式教育、課堂之下無從習得，真正說故事的人就在我們生活之處，藉由文學的閱讀及書寫去回應這個社會。
世界、社會需要很多真誠的筆，輾轉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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