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十五期「家庭劇場」

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十五期「家庭劇場」(2019/07/13, No.15)



















究竟誰在說話?跟誰說話?

談陳慧翎(2018)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之三)茉莉的最後一天》(鄭中信/撰文)

陳慧翎(Chen Weiling)所導的「茉莉的最後一天」,以監視畫面做為開場,在日常生活起居、外在行為中無可逃避的監控下,鋪陳記憶的讀取,締造鋪天蓋地的驚駭窺視。這種難以遁逃的情境,讓觀看電視劇的讀者,也成為監控的眼睛,一起進入窺視的世界。只是,讀者的位置,果真是安全的他者,抑或是,如同劇中的母親( 尹馨),在觀看的歷程中,逐步將目光朝向自己,挖掘自身的內心!?

劇中大量利用臉部特寫,這種諸如SK2廣告演員向讀者說「你可以再靠近一點」的畫面,現代的閱聽者大致耳熟能詳。但是,劇中人凝視鏡頭,並且向鏡頭說話的畫面,卻出現得非常晚,出現在法國電影新浪潮,英格瑪.伯格曼(1953)《不良少女莫妮卡》(Summer with Monika)、尚盧·高達(1960)《斷了氣》(法語:À bout de soufflé)的電影,才首次出現。其中,高達《斷了氣》倍受批判,飾演偷車賊,遭受警方通緝的主角,一邊開著贓車,一邊以放蕩不羈的態度向鏡頭說話,曾引起軒然大坡。這顆鏡頭飽受當時影評批判,認為鏡頭的不當使用,是對讀者的不尊重。就讀者是絕對主體的角度來看,導演進入作品,透過演員的臉龐,向讀者對話,構成的不協調感,確實讓不習慣區隔文本與閱讀差異的讀者,感到不自在,促成對鏡頭,乃至於對劇情的排斥。尤其,當展示臉龐的角色,或是劇情內容,容易造成對號入座的狀況時,相對的不舒適感,更會被強化。

陳慧翎在「茉莉的最後一天」中,分別利用面向子女的優雅臉龐,不斷輸出成績與成就的重要、體恤母親的犧牲、在意他人眼光的價值,在近乎背光的光明場景,在薄紗飄蕩服飾中,揭示對於子女的要求;利用面向警員的變形臉龐,陳述探詢的足跡,闡釋悔恨,在黑暗佈景的偵訊室中,在聚光燈的照射下懺悔。試問,面向鏡頭的臉龐,究竟在對誰說話?(對子女茉莉?對偵訊室的警員?對自己?還是對讀者?)或者說,是誰在說話?(是演員尹馨?是導演陳慧翎?是另種社會價值?)讀者如何認知這系列的鏡頭?這樣的鏡頭,是不是讓眾多讀者們不舒適的原因?

另外,臉部特寫的扭曲變形,本身是種暴力的展現。在拍攝的技術層面上,唯有將鏡頭逼近被攝者(演員),以巨大的玻璃鏡像貼近對象,才能造成扭曲變形的效果。劇場工業的技術暴力,正好與劇情中的價值暴力吻合,是否也是促成讀者不自在的原因?導演陳慧翎並非站在劇場之外,拍戲、看戲,有許多深刻的思考,想要與讀者進行對話。(本文已經刊登於「風傳媒」:《茉莉的最後一天》拍出虎媽的悔淚!導演精心設計這些畫面,道出親情間最虐心的自白(鄭中信  2018-09-03))


文本互涉的劇場:

談陳慧翎(2018)《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之五)必須過動》(鄭中信/撰文)

這部「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單元劇,將會是導演陳慧翎的重要作品。在「必須過動」的單元中,模擬了赫胥黎(1932)《美麗新世界》的背景,以義務教育下的會考成績,區隔生命未來的階級。雌性的子宮是培育胚胎的溫床,並且負起教育職責。劇中以「教育促進階級流動」口號開場,強調工具的職責,以「母職萬歲」的榮耀,建構故事中工具人(媽媽)的制度認同。雄性則是勞動生產者,透過會考的數值,決定生命的去向。在工業科技的架構下,數據是價值的判定標準,並不承認無法量化的個人天賦。

數據與天賦的衝突,是導演陳慧翎貫串五個單元劇的核心軸線,因此提供文本互涉的條件。當劇中人物的成績,遲遲沒有明顯的進展時,家教的角色便會進入到家庭中,例如「貓的孩子」以家法訓斥、「茉莉的最後一天」與「必須過動」的增加上課時間,呈現家長期待、家教姿態、學生反應的風貌。其中,陳慧翎在處理孩子的順從時,都以死亡的意象,象徵絕對的服從。例如羅志葳(貓的孩子)與茉莉(茉莉的最後一天)的跳樓自殺,小偉(媽媽的遙控器)與若傑(必須過動)的車禍身亡,或者是若娃(必須過動)的假裝跳樓,反應順從中的掙扎處境。

對於天賦的詮釋,陳慧翎有點調皮的在「必須過動」中,邀請《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2010, 2017)的導演鄭有傑,擔任撞死「神奇若傑」的貨車司機,安排「會考只有38分,反應沒那麼快好嗎」的台詞,調侃鄭有傑。同樣以少年、青年為主題,思考教育體制對於學生的影響,以及社會體制對於青年價值衝擊的《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有其深刻的闡釋。不禁讓人懷疑,面對著棘手的議題,陳慧翎對鄭有傑開的玩笑,是否也是對於自身的嘲弄。而且,玩笑不止於此,在若娃進入宛若森林學校的場景中,看見各類學校不承認的天賦展現時,導演安排了「媽媽的遙控器」兩小無猜的繪畫場景,歡樂的在畫布前塗鴉,宛若實現了不能實現的願望。在「孔雀」中與魔神交換天賦的兩位女同學,竟然一邊餵食圈養的公雞,一邊模仿公雞振翅的樣子,無視劇場原來的設計,將神魔的化身,視為玩樂的對象。還讓兩位女同學在森林中拔草,吃食薄荷葉,將原本吃食昆蟲、青蛙的驚悚,轉換為愉悅的探險。讓人思索,陳慧翎究竟如何看待劇情內容?

對於肖像的處理,陳慧翎善用凝視鏡頭的畫面,既是邀請,也是質問,逼迫讀者回應劇情,回應導演的提問。陳慧翎以堅定的神情,處理 葉全真的臉部特寫,宣示天賦母職的不可撼動(必須過動);以懺悔處理尹馨的臉部特寫,表述痛失子女的悔恨(茉莉的最後一天)。值得提出的是,葉全真秉持全心全意的愛,迎接第三個生命到來,畫面最終所站立的陽台,正是茉莉跳樓的所在。在逆光的透明窗簾下,仿若隱喻即將到來的新生,也將如已經死去的若傑、若娃一般若既若離,在「謝謝」中迎向死亡。關於新生與死亡的對話,尹馨則是再次輸入關鍵字「茉莉的最後一天」,回顧茉莉的死亡瞬間做為結束,而導演在劇中人回顧死亡的過程中,放入嬰兒出生,剪斷臍帶的畫面。斷電下的黑暗與備用光源的啟動,猶如在死亡中,觀看生命的期待,最後在鬼魂與幻覺交錯的「謝謝」、「對不起」話語中擁抱,和解無法挽回的結束。第五單元「必須過動」中,錯落夾雜的重複著前面四個單元的內容、演員、場景,讓最後的單元故事,集合作品的大成。足見陳慧翎的編導功力。





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十四期「改變中的傳統」

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十四期「改變中的傳統」(2019/07/06, No.14)



















消失的煙火激情:關於埔里的《媽祖繞境》

鄭中信(在地方人文空間負責人)/撰文

轉變總是在細微處醞釀,微弱的漣漪,會在逐步覺醒的意識下,成為推進的動能。在微乎其微、近乎看不見的狀態中,影像工作者始終努力的觀看,不僅思考何謂觀看,思考影像的位置,也思考紀錄與介入的方式。但是,在現實的行動中,影像幾乎位處於間接參與的角色,以發生做為前提,紀錄所謂的當下。

關於埔里「馬祖繞境」的溫柔革命,感觸十分深刻。不同於台灣的普遍習慣,一般在農曆三月舉辦的媽祖繞境活動,埔里鎮因為過往「迎媽祖」、「踩水路」的傳統,是在農曆九月進行。在活動期間,虔誠的信徒普遍會燃燒大量的金紙、金香,各個宮廟為了共襄盛舉,也會燃放巨量的煙火、鞭炮,以壯大活動的聲勢。這種煙霧瀰漫的樣貌,成為道教宗教節慶的特徵,彷彿不夠熱鬧,便表示誠意不足。從2017年開始,埔里的宗教節慶開始有些轉變。幾位家庭主婦因為關心日趨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在2014年於FB成立「埔里PM2.5空污減量自救會」粉絲專頁開始,自行影印宣導DM,與鎮內國中小的老師、校長們溝通,將空污議題導入教學,並且訓練學生觀察細懸浮微粒(PM2.5,PM10)的數值變化,每日在學校中庭懸掛空污旗,藉以警醒空污的嚴重性。2015年,埔里PM2.5空污減量自救會在「讓路自由、暢快呼吸」做為訴求的「埔里無車日」中,以「PM2.5埔里街頭偶巷劇」的行動劇場中展露力量。不只協助人員聯繫、劇本發想、杖頭偶製作,活動當天還參與劇場、發送傳單,成功號招民眾參與。

自救會的柔性革命,讓埔里的廟宇也關注空污議題。於2017年三月響應全台灣媽祖繞境的活動中,恆吉宮(南興街)開始宣導炮竹減量,在經過宮廟的敬拜儀式之外,沿路盡可能不燃放鞭炮。天后宮(房里里)甚至發起電子炮活動,透過預先錄製的炮竹聲,以巨型喇叭放送,製造活動聲勢。在宗教節慶中導入環境教育,為埔里鎮九月的喧囂做準備。

看不見煙霧的活動,減少了亢奮的激情,反而讓參與者的樣貌更加鮮明,注入更多的溫馨。這本攝影作品集,即是在參與式的觀看中,紀錄轉變中的埔里。


評《媽祖繞境》

吳熙吉(藝術家)/撰文。2018/02/23於宜蘭

民俗宗教一直是台灣每個鄉鎮地方重要的活動之一,也是許多創作人養分的來源。在迎媽祖的活動過程中,可看到許多虔誠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伴隨著媽祖婆繞境巡視,從起轎到回鑾,每一個儀式、每一個敬拜,到每一張虔誠快樂的臉龐,都散發著讓人想記錄當下的感動體驗。攝影在這類型的活動中,是少數較容易快速留取影像畫面的方法,也因21世紀影像紀錄技術大大的向前跨躍,讓人更方便使用,也讓攝影的活動人口迅速增加,相對也讓攝影的呈現更加多元。而精彩的攝影美感,及快速敏銳的觀察能力,都是需要長時間的培養和養分的沁潤。

宗教民俗活動攝影不離紀錄的主軸性,當然需要美感來加強其畫面的結構張力。在繞境過程中,觀察敏銳度和美感,是攝影人的主要支撐點,在這不斷移動的行程中,發掘那一幕幕的感動。信徒的每個表情,都和誠心恭敬離不開關係,而神像、神職人員,及信眾會有許許多多的心靈互動轉換成畫面,也是許多攝影人夢寐以求可遇不可求的精彩影像,這也是攝影人願意一路辛苦跟隨繞境的原因。

而攝影除了根本的紀錄功能外,相機後的那顆大腦才是重點中的重點。一件感人虔誠的攝影作品,是需要熟練並快速取決美感的決定能力。稍縱即逝是這類活動攝影的特性,因此,美感的培育,攝影器材的熟練度,都需要在平時中不斷嘗試與發想。媽祖繞境長龍的隊伍中,有著許多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善男信女,但都秉持著一樣的誠心,而如何呈現這一份誠心與感動在攝影作品中,只有放下功利攝影的習慣,才比較有機會拍出心中的虔誠與感動。


與談《在地方•媽祖繞境》

陳志昌(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撰文2018/02/07於台南

在傳統社會生活中,休假日數量比起現代要少上許多,所以當有休假遇上節慶時,尤其是遇上信仰神誕吉慶,常是盛大而熱烈地慶祝。相傳清光緒年間發生旱災,經由媽祖神授導引居民至東螺水源,發現豐沛山泉,居民自此每年的農曆9月都會迎媽祖繞境祈福盛大慶祝。既是地方盛會,自然是居民經濟及信仰力量的展現,透過文獻也可以看到不同時代居民參與型態的轉變。從日治《臺灣日日新報》由埔里街上的實業協會支持出三陣金獅陣參與盛會,到戰後隨著七0年代經濟起飛,各種戲演盛行而有「大埔城九月戲」俗諺,並搭配不等量的鞭炮及金紙錢燃燒的文化表現。

鞭炮及金紙錢是種文化行為,適量自是燃火文化之展現。日治時期或中華民國戒嚴時期都曾以社會治安、戰爭配置、樽節經濟等不等理由來管控或禁止。近年來環境議題漸受重視,新的禁止包裝是「環保科學」,表現以科學環保議題來審視文化。知識分子以環保科學觀來審視常民信仰,提出燃燒香柱、鞭炮、金銀紙的懸浮微粒數據過標準,卻忘了家中母親每日使用廚房的懸浮微粒數據也超標,更甚者是眼不見生產超高量廢氣及懸浮微粒的火力發電廠或各類工廠。根據環保署的統計資料,pm2.5的最大來源是營建及道路揚塵,其次是工業與車輛排放,焚香燒金等民間信仰行為並非主要汙染源。香柱、鞭炮、金銀紙燃燒確實需要減量,但不該是以變動的短暫科學研究來評斷文化行為,文化活動需要的是理解、修正及轉化。環保科學應著力恢復自然材質或揮發物減量的鞭炮來取代大量便宜的工業化塑膠鞭炮或金銀紙,並搭配減量,而非汙名化信仰行為。






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十二期「南方音樂夢」

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十二期「南方音樂夢」(2019/06/22, No.12)


















南方音樂夢-1
70年前,屏東私人樂團半數成員進入國家交響樂團

(陳品君/撰文、攝影)
(授權轉載自[文化種籽]網站,2015年8月8日文章)

七月天的屏東夕陽剛斜下,晚風起,盤旋在海豐上空的溽氣四散。這天早用晚飯的人似乎多了些,如果不是平日少見的生面孔,還以為三三兩兩的身影只是飯後散步的晚景。這群人或騎車或走路往同一方向去,循著他們,在三山國王廟旁的巷口內拐幾個彎,傳統閩南式建築映入眼簾,此時,耳邊傳來三、四○年代流行歌謠,入口兩座早年農業社會的製糖石磨顯眼,令人有些時空錯置感……

四合院護龍牆上布條大紅字:「吾等再現音樂會」,魚貫進入院埕的街坊鄰居如丈二金剛,開場人蕭永忠娓娓道來:「1924年,海豐已經有現代型態(西樂)的吹奏樂團。」一手促成西洋樂團的是出於這間宅子的故人鄭有忠,那時是18歲的少年兄。

一場音樂會喚起沉寂30年的樂團記憶
重新整理這段歷史,是蕭珍記文化藝術基金會(下稱「基金會」)近年累積屏東研究後順理成章的事。蕭珍記是蕭家早期商號,是屏東市西北方崇蘭聚落的代表家族,2012年基金會規劃崇蘭圳周邊故事道時,串聯起流域中如鹽埔洛陽、九如玉泉、崇蘭等聚落,而海豐也是其中一塊。蕭永忠認為,有忠管絃樂團意味日本時代屏東音樂發展已經在海豐聚落萌芽,是不可忽視的人文記憶。 

日本時代臺灣總督府在出版品中將有忠管絃樂團列為音樂團體之一;美國來臺音樂家也曾南下客席參與演出,可想見樂團知名度。這支民間樂團成員來自各行各業:打鐵人、老師、汽水批發商、務農、軍官、學生、音樂表演者、記者,都是工作之餘或假日練團。1961年一度有60位成員,樂器由絃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木管(長笛、單簧管、雙簧管、低音管、薩克斯風)、銅管(長號、小號、低音號、法國號)及其他(打擊、鋼琴)組成,達中型管絃樂團編制。

樂團推手鄭有忠晚年由兒子照顧居於高雄,因健康狀況不佳停止樂團運作;1982年76歲的鄭有忠撒手人寰後,樂團也隨之解散。屏東縣政府曾在1997年為鄭立傳;迎千禧年的跨年活動第二任妻子張罔邀也曾受邀演唱丈夫的作品。樂團沉寂逾30年,如今成員幾近凋零,一場「吾等再現音樂會」將逐漸湮沒於歷史洪流中的音樂人拾起,後代一聚話當年。

路邊拉琴遇同好,日後一同北上成為國家樂手 
黃振國是樂團提琴手黃石頭的三兒子,老家在屏東火車站附近。談起父輩如何結緣:「鄭有忠可能因為教學通勤的關係,經過老家看到我爸爸在拉小提琴。」當時音樂人才少之又少,兩人因同好結識,日後鄭有忠和妻子分別成為黃石頭三兒子和大女兒的小提琴、聲樂老師。

1945年,有忠管絃樂團9位成員入選國家交響樂團,黃石頭名列第二小提琴手。戰後初期國民政府行政不彰,經濟上物價高漲、物資短缺,樂團經營也受波及,黃振國說:「那時臺北的生活不是人過的……我媽媽就把爸爸拉回屏東。」後來他開雜貨店,也成為黑松汽水經銷商,但始終無法忘懷音樂,除了短期回鍋鄭有忠返鄉後續組樂團裡,閒暇時最愛的消遣是在家門前演奏自娛。

「那時候沒什麼車,頂多腳踏車,……路旁是小燈泡的路燈,一個人倚著微弱的燈光,有時候拉小提琴,有時候彈手風琴。……父親每次演奏的第一首曲子一定是《望春風》。」圍觀聽眾還會點歌,黃振國笑稱父親是臺灣第一代街頭藝人。

爺爺當過指揮有藝名,從前她都不知道 
基金會董事蕭景文的祖父蕭磬波也是樂團一員。因為這幾年從事屏東學研究,她才知道祖父曾經當過指揮,還有音樂藝名,她笑說:「親友知道的都是『蕭大鼻』這個名字。」蕭磬波就讀臺南師範學校時師承音樂科日籍教師南能衛,學成以後受聘為屏東阿緱公學校訓導並參與鄭有忠二、三○年代私人樂團活動。曾留日的屏東高等女學校(今屏東女中)音樂老師李志傳1934年在報紙上發表樂評,肯定蕭磬波的音樂才能:「……如果蕭先生接受一個正規指揮應有的教育,相信蕭先生一定會有出頭的一天。」

不料隔年蕭磬波再也沒有回去樂團了。蕭景文說,祖父有9個孩子,工作之餘也得料理家務,後來越來越忙便退出樂團,「1942年祖父因公病逝,再也沒辦法回去了。」70年後,沒見過爺爺一面的孫女踏上昔日練琴場地,聞樂思人。

籌辦音樂會的還有海豐三山國王廟管理委員會主委鄭龍雄,是鄭有忠不同房的堂弟。他回憶,每當樂團為演出排練,總能看見親友忙進忙出。「以前人情味濃,喊喊大家就來幫忙。我們年紀小的都在一旁玩耍,像我的哥哥就曾幫忙美工。」鄭龍雄說。

為推廣音樂,他一度包辦製作、演出和發行 
前屏東縣文化中心主任蔡東源分析鄭有忠對音樂的貢獻,第一是引進日本音樂家小野安娜著作《小提琴音階教本》為基本教材,學生可以系統學習小提琴的把位和音階。第二是對音樂的熱情和投入,六○年代就有製作、演出和發行音樂的念頭,為推廣音樂成立唱片行。

碩士論文以「鄭有忠與樂團」為研究主題的洪梅芳提到,有忠管絃樂團演出從三○年代中期持續到六○年代中期,是歷年南部民間西樂團體中,活動時間最久的一支樂團。這批人大多都不是學院出身,接觸音樂大多出於興趣,也來自各行各業。蕭永忠感嘆:「鄭有忠幾乎是一個痴,他已經熱愛音樂到忘掉所有一切。」希望這次活動是個起點,從街頭巷尾的鄰居開始回顧和認識屏東音樂發展的榮光。


南方音樂夢-2
他,催生洋樓裡的樂團成為南臺灣音樂人才的搖籃

(陳品君/撰文;照片提供/鄭國勢、洪梅芳、陳美玲、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授權轉載自[文化種籽]網站,2015年8月8日文章)

鄭有忠在80年前創辦私人管絃樂團,經常受邀演出甚至環島巡演,在南臺灣逐漸打響名號。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成立公營交響樂團,他邀集團員徵選,超過半數成為國家樂團第一批成員。五、六○年代,他提著小提琴一周數回往返屏東和高雄、台南之間,啟蒙、培育日後許多樂壇好手和教育者,對南臺灣音樂發展貢獻良多。

鄭有忠生於1906年,家族是從中國大陸三遷定居於屏東市海豐的望族。18歲時和鄉里同好籌組「海豐吹奏樂團」,不過地方型的音樂組織並不能滿足他,日後樂團幾次易名,團員也擴及屏東其他地區甚至外縣市,1935年定名為「有忠管絃樂團」。

成立「海豐吹奏樂團」的那年,鄭有忠也接管因病早逝的父親鄭清春留下的家產。承襲地主身分的他,無後顧之憂投入音樂世界。

二○年代西方音樂在臺發展除了經由教會傳播,另一則是日本政府推動新式教育,音樂成為學科一環。不過當時沒有音樂專門學校,西洋音樂是間接由日本傳入,因此西樂資訊在臺並不普及,當時鄭有忠與許多團員都是自學。三○年代報紙曾針對全臺社會領導人士調查興趣,「音樂」在屏東地區排名第四(第一是「讀書」)。不過鄭有忠組樂團並非玩票性質,為了增進音樂學識和技術,兩度赴日精進琴藝和作曲,拜小提琴家小野安娜以及作曲家菅原明朗、須賀田磯太郎為師,期間也結識專長聲樂的第二任妻子張罔邀。

兩次赴日間因家業問題返臺,鄭有忠不間斷音樂活動。1935年2月從南到北巡迴演出,其中6場次不僅獲得泰平唱片公司贊助,也與〈月夜愁〉原唱林氏好合作。這次巡迴公演,音樂工作者富田嘉明和李志傳等評論給予「勝於台北放送局管絃樂」的肯定,但也指出成員不足導致管絃樂團中樂器比例失衡,無法充分掌握樂曲。 

二戰後日本撤退臺灣,國民政府指派蔡繼琨為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交響樂團(日後幾度易名,仍稱「省交」)首任團長及指揮,並在報紙上刊登第一支官辦交響樂團的團員招募啟事。在南部重整家園的鄭有忠獲知消息後,隨即北上考試,獲二等軍樂佐並兼任絃樂隊幹事。他任職後發現樂團編制不齊,邀集屏東同好參加徵選。幾位二十來歲的小夥子葉貽楫、黃石頭、黃鶴松、曾金量、李恩保、莊壽臣、李旺樹、林通原本只是參與業餘活動,卻沒想「興趣當飯吃」,成為今日國立交響樂團的一批成員,攜家帶眷北上赴職。

但好景不常,由於戰後社會動盪,原本蓄勢待發的省交也連受波及,面臨經費短缺的窘境,甚至得調高票價填補收支。在入不敷出以及背井離鄉的情況下,幾位團員動了返鄉念頭,而鄭有忠更是早先一步辭去工作回到屏東。

1947年1月,鄭有忠回到海豐後馬不停蹄重整樂團。由於原先團員大多還在臺北,因此鄭有忠重新招募成員。此時加入者多是愛好音樂,不見得有音樂底子。四、五○年代音樂環境不如現今音樂才藝班滿街林立,加上1968年以前南臺灣學校教育沒有設立音樂專科,師資及教學資源十分匱乏。過去鄭有忠在二度赴日期間,一來為求更好師資,二來因地主身分不愁生計,因此放棄文憑師從校外音樂家,率性任真卻也讓他不具正規音樂教師資格。1949年政府推行社會教育,准許民間開辦補習教育。在前述背景下,鄭有忠決然創辦音樂研究班培育鋼琴、小提琴、聲樂人才,也藉此補充樂手。

四○年代晚期,學校教育陸續設立音樂專門科系,也有學生為準備報考而師從鄭有忠,這段時間,他時常因為教學往返屏東和高雄、臺南之間。臺灣音樂史研究者陳義雄認為,出身高雄的音樂人陳主稅、陳文山、張傳芳都曾求教鄭有忠,日後也繼承師業,鄭有忠是早年高雄地區音樂教育的奠基者之一。

1949年對樂團經營也是經濟轉捩點。國民政府遷臺提出土地改革,鄭家地租收入比例從70%至80%銳減為37.5%,加上土地放領政策,樂團財源大不如前。雖光復後有售票演出,但當時有娛樂稅徵收,一場活動下來往往入不敷出。由於政府的文化補助政策自六○年代才開始,因此創團以來的支出絕大多數是鄭有忠自掏腰包。不過環境的變化並沒有減低鄭有忠對樂團的投入,直到六○年代樂團暫停運作前,他仍堅持每年至少有一場公開演出。

1966年,這年60大壽的鄭有忠在屏東仙宮戲院率領樂團第60場演出後,長達14年未有公開活動,只持續音樂教學。次年他為推廣音樂開設唱片工廠,但銷售不如預期匆匆收場。1980年有忠管絃樂團在高雄中山堂舉行第61次公開演出,這也是樂團最後一場公開演奏,兩年後,76歲的鄭有忠因糖尿病畫下人生的休止符。

從二○年到到八○年代,歷經政權更迭、匱乏環境,鄭有忠投入音樂不留餘力近一甲子時間,也對南臺灣西洋音樂的普及累積深厚的根基。

■受訪名單(依內文出現時序排列):蕭珍記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蕭永忠、有忠管絃樂團成員黃石頭兒子/屏東太陽爵士樂團團長黃振國、樂團成員蕭磬波孫女/蕭珍記文化藝術基金會基金會董事蕭景文、〈鄭有忠與其樂團之研究-以1920至1960年代為主〉作者洪梅芳、鄭有忠堂弟/海豐三山國王廟管理委員會主委鄭龍雄、前屏東縣文化中心主任蔡東源
■資料提供:影像資料:鄭國勢、洪梅芳、陳美玲、屏東縣政府文化處。諮詢:蔡金茂、葉慶元、洪梅芳、鄭國憲
■協力:攝影:陳宏逸。校稿:劉秋雪


南方音樂夢-3
屏東崇蘭昌黎殿:看見與聽見80年前樂團故事

◎文、攝影/陳品君
(授權轉載自[文化種籽]網站,2019年5月30日文章)

80年前,屏東海豐洋樓起家的有忠管絃樂團隨著團員逐漸凋零畫下休止符。財團法人蕭珍記文化藝術基金會近年發起數場「吾等再現音樂會」,邀請樂團成員後人與愛樂人士,透過臺灣經典曲目向曾經在屏東平原上奏起悠揚樂音的先人致意。

無獨有偶,幾個月前,臺北音樂季的活動也曾向這些音樂前輩致意。

2018年10月,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在臺北市音樂季策畫「百年時空逆旅」音樂會。上半場還原臺灣新文化運動時期國內重要西式樂團編制及曲目,1937年有忠管絃樂團便選錄其中,與1923年玲瓏會管絃樂團、1945年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交響樂團(今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同場齊名。而節目規劃包含有忠管絃樂團曾於1935年5月11日在臺南公會堂及1937年3月6日在屏東公學校的演出編制與曲目:普契尼〈我的名字叫咪咪〉(選自歌劇《波西米亞人》)、蔡培火〈咱臺灣〉以及舒伯特〈野玫瑰〉。
 
蕭珍記文化藝術基金會今年5月份舉行「吾等再現音樂會」,地點是2016年新建落成的屏東崇蘭昌黎殿。廟方以「文化建廟」為理念,企圖將建築體融入當代印象,因此拜殿裝飾除了忠孝節義、歷史典故彩繪之外,更融入「屏東飛行聚落」、「六堆轟炮城」等在地地景與故事,而屏東音樂發展史重要人物鄭有忠、李淑德身影便成為畫師許良進筆下的人物。

基金會邀請鄭有忠學生黃振國與陳月華合作演出等曲目。幾年前透過鄰居牽線,陳月華和黃振國認識,後來才發現原來兩人都曾經在屏東市區向鄭有忠學琴。除了在餐廳駐點演奏外,每周三下午2點半在署立屏東醫院還搭檔演出,至今持續兩年多,還會有固定樂迷專程前來聆聽。 

鍵盤手黃振國還記得當初是在屏東市區昌南醫院二樓「有忠音樂研究班」向鄭有忠學習拉小提琴。從國中學到高二,晚上一小時、一周兩次的課。他回憶老師如何指導:「琴要夾緊、弓往外拉……他講求音準,姿勢不僅正確,還要漂亮。」後來出社會黃振國也沒有忘卻音樂,白天做生意,晚上在餐廳、酒店或者是舞廳兼琴手;退休後更成立爵士樂團,在屏東藝術表演、喜宴尾牙場合時常可以看到他彈奏電子琴的身影。

陳月華在國小三年級的時候向鄭有忠學琴。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學琴不久後想參加音樂比賽,被老師說了句「青盲毋驚銃」,指她如初生之犢不畏虎。雖然小學畢業後沒有繼續學琴,卻是一雙子女的音樂啟蒙老師。自報紙經銷業退休後,重拾樂器的她又像是回到小時候習樂的光景,不同的是,現在可以把一首首練成的古典樂、台灣民謠、流行音樂分享給更多聽眾。

蕭珍記文化藝術基金會自2015年以來舉辦第三次「吾等再現音樂會」音樂會。董事長蕭永忠表示,這場和接續在六月份萬丹「振吉家園」舉辦的音樂會,希望彰顯近代臺灣音樂發展史上兩方重要人物,一是起源於海豐的鄭有忠管弦樂團,另一方是萬丹李家,「小提琴教母」李淑德和其父親李明家便是出自於此家族。同時也透過音樂,讓更多人瞭解屏東樂界在近代臺灣音樂發展史上所占一席之地。

■受訪名單(依內文出現時序排列):鄭有忠學生/屏東太陽爵士樂團團長黃振國、鄭有忠學生陳月華、蕭珍記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蕭永忠
■諮詢對象:蕭珍記文化藝術基金會基金會董事蕭景文、德國萊比錫大學音樂學博士生王擘元


南方音樂夢-4
莊壽臣音樂路:1940年代自學樂器到1960年代高級飯店演出

◎文/陳品君、照片提供/莊佶霖
(授權轉載自[文化種籽]網站,2019年6月2日文章)

(1960年代晚期,國防部藝工隊在臨海大舞廳欣賞樂團演出後,與莊壽臣(前排左一)及其家人合影。右一為歌手余天。提供/莊佶霖)

莊壽臣在1976年50歲離世,今年46歲的莊佶霖沒有太多關於阿公的記憶。「年紀到了,會翻一些以前的東西來瞭解家族。去問了姑姑、叔叔,現在不問以後就沒得問了……第三代還可以問的到,第四代應該就沒機會了,像我現在(得到的消息)已經很零散。」他從親友口中、老照片和網路資料一點一滴拼湊阿公的樣子:頂著三七分頭、戴著圓框眼鏡、配上講究裝束。從小自學音樂,為了更上一層樓,師從當時赫赫有名的有忠管絃樂團團長鄭有忠,後來以單簧管項目考進「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交響樂團」(下稱「省交」),而在不同時期,可以在戲院、禮堂、舞廳看見他演奏各式各樣樂器的身影。

愛樂青年從名師提升琴技
莊壽臣生於1926年,屏東市人,高雄州立屏東農業學校畢業。根據太太莊楊銀杏手稿紀錄,他在17歲時(1943年,日治時期)和姊夫前往屏東海豐找鄭有忠學習古典樂,當時鄭有忠剛從日本二度習樂返臺,重啟有忠管絃樂團。

在一場1945年11月戰後「慶祝臺灣光復節」展演紀錄中,莊壽臣在樂團中吹奏小號。幾個月後,20歲的他和幾位年紀相仿的屏東小夥子北上赴省交徵選,以「單簧管」獲職。然而戰後時局動盪,還沒辦法站穩國家音樂舞臺,1947年2月中莊壽臣和陳添桂、李思保(如果此人同是有忠管絃樂團成員,名字可能是李恩保)、曾金量一同離職。

國家樂手曇花現,沒有澆熄他的音樂熱忱
現存節目單中顯示,莊壽臣離開省交後,至少在1953、1960、1961、1966年都有參與有忠管絃樂團演出,在樂團成員流動頻繁的年代,莊壽臣參與記錄相對完整。除此之外,參與樂團期間,莊壽臣還橫跨管絃樂器演出。莊佶霖表示,雖然親友知道阿公會鋼琴、小提琴、薩克斯風、單簧管和長笛,從文獻中還意外發現他會中提琴、小號和雙簧管。雖然碩士論文研究鄭有忠與其樂團的洪梅芳分析,1970年代以前由於臺灣演奏人才有限,一人會上好幾樣樂器是普遍現象,不過像莊壽臣橫跨多種樂器參與演出還是少見。

職業樂士音樂傳後
1940年代除了參加樂團公演之外,莊壽臣還以職業樂師為努力方向,可說是工作和生活都離不開音樂。據太太莊楊銀杏手稿紀錄,1947年21歲的莊壽臣在高雄舞ラ上班。

1950年莊壽臣舉家搬到臺南,日後大多在高雄、臺南各大飯店、舞廳以及美軍俱樂部工作。「那時候臺灣有美國駐軍,……(後來也)在美軍俱樂部上班賺美金。阿公21歲時我父親出生,13歲就被阿公教薩克斯風跟單簧管。……他們很潮,都是很早就玩樂器了。」莊佶霖說,受到阿公影響,父執輩有許多人以音樂維生,父親莊清峰16歲就跟著阿公在美軍俱樂部上班。

「我爸說,他那時候練到很苦,所以他3年就可以變成職業等級出師賺錢。……父親跟我說他是苦練型:6點起床,吃完飯7點開始練;中午休息,下午2點一直練到吃完飯;吃完飯繼續練到晚上9點,每天只有樂器。」或許父親是苦過來的、或許是學音樂的人越來越多,莊佶霖說,父親並沒有像阿公一樣鼓勵孩子走音樂這一行。「假設我從小受栽培到美國紐約茱莉亞學院,畢業回來不見得有好的工作維生。以前是競爭少,但是開始想跟誰學根本都不知道;現在是競爭太大。」他感慨。

第三代轉彎,音樂調劑身心
無論是有忠管絃樂團發展,或者是音樂對莊家影響,都反映音樂風氣與時俱變。洪梅芳在論文中分析,由於樂器與人數缺乏,雖然在1930年代有忠管絃樂團一度被樂評人建議轉型為「爵士樂團」(爵士樂通常為小型樂團,常見樂器編制有小號、長號、薩克斯風、鋼琴、低音提琴、鼓等),但由後期樂團演出絃樂器增加,可知鄭有忠力圖改善管、絃樂不均情形、維持「西洋管絃樂團」形式,甚至達中型管絃樂團編制。莊佶霖說,阿公當年向鄭有忠學習古典樂,不過日後美軍進駐臺帶來音樂文化,他在職業演奏上轉向爵士風格。

「而我父親就無法接受太過流行的音樂,只能接受古典樂、爵士樂。」莊佶霖說,像他這樣沒有走音樂的第三代,後來歌仔戲、布袋戲配樂以及大眾流行歌曲都能進到手機的音樂播放單,曾有朋友疑惑向他說:「你怎麼可以差異性這麼大,可以聽幾號交響曲,然後馬上接霹靂布袋戲,還是接素還真?」

自莊佶霖有記憶以來,家中無論是打擊樂器、管樂、絃樂器都是觸手可及,音響流瀉出來的各國曲調散佈在家中每個角落;每每有歌星和樂手造訪,家中在眾人即興演出之下,彷彿成為高級飯店演奏現場……如今雖然他沒吃音樂飯,但興致一來,吹奏薩克斯風倒也調劑身心、陶冶性情——而不為生計奔波的單純吹奏,或許更能貼近阿公16歲時剛接觸音樂時的那份心境。

■資料提供:
影像資料:莊佶霖、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諮詢:蕭珍記文化藝術基金會基金會董事蕭景文




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十三期「觀看自己」

在地方人文空間《在地方好》第十三期「觀看自己」(2019/06/29, No.13)





















在制約中意識自己:
讀夏鑄九(2000)〈殖民的現代性營造:重寫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建築與城市的歷史〉

(鄭中信/撰文)

夏鑄九認為「日本殖民帝國之特殊性在於其天皇為中心之神道國家與民(國)族文化認同計畫,追求日本之獨特性與神聖性」,搭配著軍事鎮壓、資本主義改造,逐步以鐵道建設、市區改正,在殖民主的殖民城市藍圖下,形成街道佈局、街廓組織、土地分割、建築類型、公共空間與量體關係……等等具體建設與系統,刮去原有的地景與組織形式,協助界定區域與都市管理,形成創造性破壞,進而重寫土地與生活經驗,摧毀被殖民者的主體經驗,形塑殖民主的主宰形象。(頁62-65)文中又提及「日本殖民台灣的城市與建築經由「刮去重寫」(palimpsect)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對台灣的被殖民者而言,卻是一種破壞性創造(destructive creation)」(頁65),被宰制的殖民地,缺乏現代性的台灣,看似透過殖民主的建設與規劃而走向現在,卻也在被他者所宰制的生活經驗中,「糾結了認同上的壓抑與委屈,糾纏了自卑與自尊」,在主體缺席的建設過程裡,為難以建立自身的主體性而深感苦悶。

文章中又提到,因為殖民而走向現代化的土地,在殖民現代性的計畫中,勢必面對主體缺席的事實。縱使脫離殖民主的掌控,獨立成為國家,在歷史的進程中,依然難以逃脫模倣、移植,囚禁於殖民主的價值觀中,處於在無主體的狀態,甚至成為再生產的內部殖民。如果想要擺脫囚籠,需要「以歷史之距離,建構批判的現代性」,才能重寫被殖民者的他者(異己)的歷史。透過現代性的批判,提供反身性的空間,透過反身性的思考,不斷與重寫的歷史對話,重建自身的歷史感,在行動與實踐中,轉化為自我的認同(頁73-77)。

提問:
如何讓自以為擁有主體的個體,意識自身的無主體性?意識到當前的主體,其實是內部殖民的囚籠?看似需要具有反身性思考的個體,投遞石塊、撩撥漣漪,讓複製價值的俘虜群體,產生批判性思考。但是,具有反身性思考的個體,在不斷的質疑、批判、摸索中,不僅持續與重寫的歷史對話,也在重寫建構的歷史,面向廢墟而前行。深知固著於特定價值的危險,又如何能夠堅定的停在某處,或者在某個時空,將石塊丟出。迎接隨之而來的噴濺,幾乎等同於將自身投入池水,無須投石。



心靈之眼:
讀《心靈之眼:決定性瞬間,布列松談攝影》

(林儷芳/撰文)

若稍微對攝影有些興趣,大概很難不聽聞大師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名字以及其提出的「決定性瞬間」。關於決定性瞬間的解析,我可不敢亂寫!就去看強大研究者的文字吧。但我想,暫且不懂這些進一步的解釋應該也不妨礙閱讀。

「在這個被利字壓垮的世間,被高科技生聲催討、糟蹋的世間,全球化─這個新的奴隸制度─帶來的權力飢渴正在蹂躪;在這些之外,友誼還存在,愛存在。」(亨利‧卡提耶-布列松 1998年5月15日)這是放在書最前面的一段文字。個人覺得,這比一些理論解釋更貼近核心。也揭示了這本文集超越時代的雋永性。

書籍架構可以分成三個部分的文字集合:「談攝影與繪畫」、「見證偉大的歷史」以及「談攝影家與友人」。綜觀文集包含了布列松對攝影與繪畫的見解(談論「決定性瞬間」見此部分),還有一些拍攝經歷敘述。最後是論及朋友與其他攝影師的內容。裡面沒有大篇、條理分明的論述,也沒有任何實際操作方式的教學指導。反而比較像是日記或是筆記般緩緩敘述。讓布列松足以被稱為大師的思惟火光,就散落於其中。

由起初的文字開始,就可以感受到布列松有多麼關心這個世界以及生活在這個世界中的人們。相機只是一種工具,攝影是手段(繪畫是另一種),最重要的是心中嚮往且熱愛的事物。因為有愛,所以會更認真的觀心、觀察。然後透過攝影中的取捨,在按下快門的同時提問也給出回答(呈現其觀點)。
作者寫下這些論述時是底片年代。可書中內容卻一再引發我反思如今數位攝影的現況。由於時代推移,我們現在口袋中的任何一支智慧型手機,都比當年布列松手上那台徠卡要輕便許多,且沒有底片張數限制,甚至所見即所得。然而,現代有不少人卻對於眼前所見如此漫不經心,缺少專注力與進一步的思考,就隨意按下快門。有些人則是本末倒置,機皇、鏡皇一代代的換,開箱文一篇又一篇。好像沒有某樣人生就不圓滿了。但如果仔細一想,現在機器已經超出過往大師們想像太多了。(不過,商業攝影工作者或專門測試的人應該要例外啦。工作是收錢的,用新的機器總是比較穩當吧。)布列松在書中提到了,這些真的只是工具而已。對於工具與使用技術的掌握還有熟悉更為重要。

其中一段文字更是讓我忍不住想笑:「某些人對於攝影技巧的看法,亦即毫無節制地去追求影像清晰度的偏好,總是逗得我很樂;這是一種對於精雕細琢的熱情,還是他們希望藉由逼真的錯覺好能更緊抓住現實一些?不管怎樣,這些人都遠了真正問題的核心,如同另一世代的人嘗試用藝術的朦朧感來包裝自己的軼聞故事。」總覺得,前面這不就是在說某些論壇大大嗎?而最後一句則讓我聯想到了當今所謂「文青」的IG攝影作品還有LOMO照。

總之,對於攝影、影像有興趣的人,這本書籍真心推薦。甚至,我覺得一般人也可以閱讀。如今已是影像時代,我們難以躲開這波浪潮。人人都有機會透過越來越便宜方便的器材創作影像內容。大家亦不斷地在練習「觀看」。如何在眼球世代中自處?比起許多的技巧書,這本書中集結了吉光片羽般的文字,似乎更能做為一種索引。

(授權轉載於「我與我共存亡」網站,於2019.01.25發表)








[法]安妮·華達(1928-2019)

 [法]安妮·華達(1928-2019) 1954 《 短角情事 》 (La Pointe Courte) 1961 《 五點到七點的克萊歐 》 (Cléo de 5 à 7) 1965 《 幸福 》( Le bonheur) 1966(Les créatures) 19...